景观社会

✍️ 作者

法/居伊·德波

🔢 ISBN

9787305175299

⭐ 评分

8.2 ⭐⭐⭐⭐

第一章完成的分离

“无疑，我们的时代……偏爱图像而不信实物，偏爱复制本而忽视原稿，偏爱表现而不顾现实，喜欢表象甚于存在……对这个时代而言，神圣之物仅仅是个幻觉，而世俗之物才是真理。更有甚之，在它眼中，神圣之物随着真相的减少而变大，随着幻觉的增大而变大，于是幻觉的顶峰对它来说也是神圣的顶峰。”——费尔巴哈(1)（《基督教的本质》第二版序言）
1
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accumulation de spectacles）。直接经历过的一切都已经离我们而去，进入了一种表现（représentation）。

2
从生活的每个方面脱离出来的图像，正在融合到一个共同的进程中，而在这个进程中，这种生活的统一性不再能够得到恢复。部分地看到的现实展开在其自身的普通统一性中，成为边缘的伪世界（pseudo-monde），成为仅仅被凝视的客体。世界图像的专业化已经完成，进入一个自主化的图像世界，在那里，虚假物已经在自欺欺人。而普通意义上的景观，作为生活的具体反转，成了非生者（non- vivant）的自主运动。

3
景观既显示为社会本身，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同时也可充当统一的工具（instrument d'unification）。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它蓄意成为集中任何目光和任何意识的那个区域。由于这个区域被分离了（séparé），它便成为滥用的目光和虚假的意识的场所；它所实现的统一无非就是一种普及化分离的官方语言。

4
景观并非一个图像集合（ensemble d'images），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通过图像的中介而建立的关系。

5
景观不能被理解为对某个视觉世界的滥用，即图像大量传播技术的产物。它更像是一种变得很有效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通过物质表达的世界观。这是一个客观化的世界视觉。

6
景观，从总体上理解的景观，它既是现存生产方式的结果，也是该生产方式的规划（projet）。它不是现实世界的替补物，即这个世界额外的装饰。它是现实社会的非现实主义（irréalisme）心脏。在其种种独特的形式下，如新闻或宣传、广告或消遣的直接消费，景观构成了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生活的现有模式。它是对生产中已经做出的选择的全方位肯定，也是对生产的相应消费。景观的形式与内容同样都是对现存体系的条件和目的的全盘证明。景观也是这种证明的持续在场（présence permanente），充当着现代生产之外对所体验时间的主要部分的占用。

7
分离本身隶属于世界的统一性，隶属于分裂为现实和图像的总体社会实践。社会实践，自主景观在其面前自我展示的实践，它也是包括景观在内的现实整体。然而这个整体中的裂变将肢解整体，让景观显示为裂变的目的。景观的语言由统治性生产的符号（signes）组成，而这些符号同时也是这个生产的最终目标。

8
人们不能抽象地将景观对立于实际的社会活动。这种拆分（dédoublement）本身就已经被拆分。反转现实的景观实际上也已经产出。同时，经历的现实在物质上已经被景观凝视（contemplation）所侵袭，在自身中获得一种景观秩序（ordre spectaculaire），给这个秩序赋予一种积极的黏合力。客观现实在两方面都在场。这般定义的每个概念，其本质就是概念向其反面的过渡：现实突然出现在景观中，使得景观成为真实。这种相互的异化是现存社会的本质和支撑。

9
在被真正地颠倒的世界中，真实只是虚假的某个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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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的概念统一并且解释了形形色色的表面现象。表面现象的多样性和对比是社会层面上得到组建的这种表象的外表，而这个表象本身又应该在其普通真相中得到认可。就其本身的术语来看，景观就是对这种表象的肯定，也是对任何人类生活的肯定，也就是说对社会生活的肯定，将其肯定为简单的表象。然而能够抵达景观真相的批判则会发现，景观是针对生活的可见的否定，也是针对变得可见的（est devenue visible）生活的一种否定。

11
为了描述景观、它的形成、它的功能，还有导致它解体的力量，就必须人为地区分不可分离的元素。在分析景观时，人们在某种程度上说的就是景观的语言，原因是我们来到一个社会的方法论领地上，而这个社会就在景观中进行表达。然而景观并非他物，而是一个由社会经济形成的总体实践（pratique totale）的意义，还有这个实践的时间表。这是包括我们在内的历史时刻。

12
景观表现为一种巨大的实证性，既无可争辩又难以企及。它所说的无非就是“出现的（ce qui apparaît）就是好东西，好东西就会出现”。它所要求的态度原则上就是这种被动的接受，通过其绝无争辩的出现方式，通过其对外表的垄断，景观实际上已经得到了这种被动的接受。

13
景观那同语重复的本质特点来自如下简单的事实，即它的手段同时也是它的目的。它是普照于现代被动性帝国的永远不落的太阳。它覆盖着世界的整个表面，永无止境地沐浴在自身的荣耀中。

14
建立在现代工业之上的社会，它不是偶然地或表面上具有景观特征，而是本质上就是景观主义社会。在景观中，即在统治性经济的形象中，目的不值一文，发展才是一切。景观想要实现的无非就是自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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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今所生产物品的不可或缺的装饰，作为制度理性的普遍展示，作为直接制造越来越多的物品图像（images-objets）的先进经济部门，景观就是当今社会的主要生产。

16
景观让活着的人们服从于它，原因是经济已经将人们完全降服。景观无非就是为了自身而自行发展的经济。它是物的生产的忠实写照，是生产者不忠的客观化（objec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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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对社会生活进行统治的第一阶段，在对任何人类成就的定义中，曾经导致一种从存在（être）滑向拥有（avoir）的明显降级。而通过经济的积累结果对社会生活进行整体占领的当今阶段，正在导致一种从拥有面向显现（paraître）的总体滑坡，而任何实际的“拥有”只能从这种滑坡中获取它的即时名望和最终功能。同时，任何个体的现实也都成为社会的现实 ， 直接依赖于社会的威力（puissance），由社会的威力来造就。正因为这个现实并不存在，所以它只能被允许出现。

18
在现实世界自行变成简单图像（simples images）的地方，这些简单图像就会变成真实的存在，变成某种催眠行为的有效动机。景观作为一种让人看到的倾向，即通过各种专门化的中介让人看到不再能直接被人们抓取的世界，它正常情况下会在视觉中找到特别的人类感官，而这种感官在其他时代曾经是触觉；最为抽象的感官，最可神秘化的感官，正好对应于当前社会的普及化抽象。然而景观并不等同于简单的目光，即使与听觉相结合亦然。景观就是逃脱人类活动的那个东西，它摆脱了人类对事业的重新考虑和修正。它是对话的反面。在具有独立表现的任何地方，景观就在那里重新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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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是西方哲学规划全面虚弱（faiblesse）的继承者，这个规划是受观看类别支配的对活动的理解；景观同样也建立在对精确技术理性进行不断展示的基础之上，而这种技术理性恰恰就来自这种思想。景观并不实现哲学，而是将现实哲学化。这是所有人的具体生活，已经降级为思辨性世界的生活。

20
哲学，作为被分离思想（pensée séparée）的权力，作为被分离权力的思想，它从来没有通过自身而超越神学。景观是宗教幻觉的物质重构（reconstruction matérielle）。景观技术并没有驱散宗教的乌云，人类曾经将从自身分离出的权力托付给宗教：景观技术只是将人类权力与尘世基础联系起来。于是最为尘世的生活就变得格外暗和令人窒息。这种生活不再转向天空，而是在自己身上收留着对生活的绝对回避，还有虚假的天堂。景观是将人类权力流放到一个彼世的技术实现；它是人的内心已经完成的分离。

21
随着必需性在社会上渐渐被人们梦想，梦想就变成必需的东西。景观就是被束缚的现代社会的噩梦，它最终只能表达社会的睡觉欲望。景观是这种睡眠的守护人。

22
现代社会的实践威力已经从自身中脱离出来，而且在景观中建立起一个独立帝国，这一事实只能用另一事实来加以解释，即这个强大的实践继续缺乏其凝聚性，而且与自身相互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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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为古老的社会专业化，权力的专业化，它是景观的根源。于是景观就成为一种专业化的活动，它替所有的其他活动说话。这是等级社会在自身面前进行的外交表达，在这里，任何其他的言语都被消除。最为现代的东西也是最为古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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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是现行秩序在其自身上保持的不间断的话语，是对自己的赞美式独白（monologue élogieux）。这是权力在它对生存条件进行极权管理时期的自画像。景观关系中纯客观性的拜物教式表象（apparence fétichiste），掩盖了人与人、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特征：有个第二自然（seconde nature）似乎以其命定的法则统治着我们的环境。但是，景观并不是那个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这种发展也不能被看作自然的发展。相反，景观社会是选择自己特有技术内容的形式。倘若景观仅取其狭义方面，即“大众交际的手段”，这也是它最能压倒一切的表面展现，它就会显示为侵入社会的简单工具化，而工具化实际上丝毫不体现中性特点，而是一种本身切合于其总体自我运动的工具化。如果技术这般发展的时代的社会需求只能通过技术媒介方能得到满足，如果这个社会的管理和任何人际接触只能通过这个瞬间交际的威力中介来进行，那是因为这种“交际”主要还是单边的（unilatérale）交际。结果是交际的集中会在现存体制的管理者手中积累一些手段，使得他们能够继续进行这个确定的管理。景观的全面分裂与现代国家密不可分，即与社会中分裂的普通形式密不可分。国家是社会劳动分工的产物，也是阶级统治的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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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就是景观的阿尔法和奥米加(2)。劳动的社会分工的建立，阶级的形成 ， 曾经构筑起第一个神圣的凝视 （ contemplation sacrée），即任何权力从初始时就自行标榜的神秘秩序。神圣性证明了对应于主人们利益的宇宙和本体的律条，并且解释和美化了社会所不能做的事情。因此任何被分离的权力都具有景观特征，但是所有人对这种静止图像的赞同，仅仅意味着一种对想象延伸的共同认可，针对的是真实社会活动的贫乏，况且这种贫乏被广泛感受为一种统一条件。现代景观则相反，它将表达社会所能做的事情，不过在这个表达中，可做的（le permis）完全对立于可能的（le possible）。景观是在生存条件的实践变化中对无意识的保存。它是无意识自身的产物，它自己提出自己的规定：这是个伪神圣物（pseudo-sacré）。它展示自己是什么：在自身中自行生长的被分离的威力，就在生产率的增长中，通过劳动分工的不断细化，细化为动作的碎片，并且受制于机器的独立运动；并且，为了一个不断扩展的市场而运转不息。任何共同体和任何批判意识都随着这个运动进程而解体，在这个运动中，通过自我分离而变得强大的力量还没有被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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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劳动者及其产品的全面分离，失去的是关于已完成活动的任何统一观点，还有生产者之间任何直接的个人交际。随着被分离产品的积累进展，还有生产过程的集中，统一和交际成为制度领导的专有属性。分离的经济制度的成功就是世界的无产阶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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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被分离生产即分离物（le séparé）生产的成功本身，原始社会中与主要劳动相关的基本经验正在转移，转向制度发展的极点，走向非劳动（non-travail），即非活动（inactivité）。但是这种非活动在任何方面都没能摆脱生产活动：它依赖于生产活动，它是对生产需求和结果的服从，令人既担忧又叹为观止的服从；它本身就是自身理性的产物。在活动之外没有自由可言，而在景观的范畴内，任何活动都被否定，恰如真正的活动被整个地截获，以便总体地建立这个结果。于是，现今的“劳动解放”，休闲的增加，绝对不是劳动中的任何解放，也不是劳动造就的某个世界的解放。在从劳动中窃取的活动中，任何东西都不能在对其结果的服从中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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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隔离之上的经济制度是一种隔离的循环生产。隔离建立了技术，而技术过程反过来又进行隔离。从汽车到电视机，所有景观制度所选择的财物也都是它的武器，以持续加强“孤独的人群”的隔离条件。景观总是更能具体地找到它特有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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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的起源就是世界统一性的丢失，而现代景观的巨大扩展表达了这种丢失的全部：任何特殊劳动的抽象，以及整体生产的全面抽象，都完美地表达在景观中，而景观的具体存在方式恰恰就是抽象。在景观中，世界的某个部分自我展现在世界面前，而且要比这个世界更为高级。景观便是这种分离的共同语言。将观众们联系起来的无非就是一种不可逆的关系，它就位于维持观众隔离的中心。景观汇合着分离物，但是它把分离物当作分离物进行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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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被凝视物体（该物体是观众自身无意识活动的结果）的观众异化（aliénation du spectateur）可以这样表达：他越是凝视，看到的就越少；他越是接受承认自己处于需求的主导图像（images dominantes）中，就越是不能理解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欲望。与行动的人相比，景观的外在性显示为这样，即人的自身动作不再属于他，而是属于向他表现动作的另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观众在任何地方都不自在，因为景观到处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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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自己并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一种独立的威力。这种生产的成功，即它的富足（abondance），被当作剥夺的富足返回到生产者面前。随着异化产品的积累，世界的整个时间和空间对于生产者来说都变得形同异域（étrangers）。景观就是这个崭新世界的地图，一幅精确覆盖其领土的地图。甚至那些脱离了我们的力量，都能以其整个的威力向我们自行展示。

32
社会中的景观对应于一种异化的具体制造。经济的扩张主要就是这种精确的工业生产的扩张。经济为自身而运动，而与这种经济一起增长的只能是异化，异化恰恰就位于经济的原始核心中。

33
与其产品分离的人，他越来越强大地生产其世界的所有细节，于是就越来越处于与其世界分离的境地。尤其是他的生活现在已经成了他的产品，尤其是他已经与自己的生活相分离。

34
景观就是积累到某种程度的资本，这时它就成了图像。
(1) 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 1804—1872），德国哲学家。他是黑格尔的信徒、唯物主义学派的首领，曾经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属左翼黑格尔学派，马克思曾写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批判他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主要作品有《关于死亡与不朽的思考》《近代哲学史》《对黑格尔哲学批评的贡献》《基督教的本质》《未来哲学原理》《宗教的本质》《心灵主义和唯物主义》等。
(2) 阿尔法和奥米加，即希腊字母Α和Ω，分别位于字母表的开头和结尾，意为开始和结束。

第二章作为景观的商品

“因为只有在充当整体社会存在的普遍类别时，商品才能在其真正本质中被人们理解。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从商人关系中出现的物化才能获得一种决定性的意义，就社会的客观演变来说是这样，就人们面对它的态度来说也是这样，而人们的意识对形式的服从也是这样，物化正是通过这些形式来表达……这种服从随着以下事实还会得到加强，即劳动过程的理性化和机械化越是加强，劳动者的活动便越是失去其活动的特征，结果就变成一种凝视的态度。”
卢卡奇(1)（《历史与阶级意识》）

35
景观的这个主要运动，旨在重新抓住存在于人类活动中处于流动状态（état fluide）的所有事物，以便以凝固状态的方式去拥有这些事物，而这些事物通过对其所经历值的负面表达（formulation en négatif），已经变成独有的值。从这个运动中，我们能够辨认出一个宿敌，第一眼看去，它很善于展示某种粗俗的东西，并且似乎不言自明，然而它却非常复杂，充满形而上学的玄机，这就是商品。

36
这就是商品的拜物教原理，即通过“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而进行的社会统治。这种统治绝对只能在景观中实现，在景观中，感性世界已经被人们选择的凌驾于世界之上的图像所代替，与此同时，这些图像又迫使人们承认它们是极佳的感性（le sen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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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让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既在场又不在场的（à la fois présent et absent）世界，这是一个商品的世界，它统治着所有被经历的东西。而商品世界就这般展示为它所存在的样子，因为它的运动等同于人们之间以及人们与其总体产品之间的远离运动。

38
景观语言所赞扬的物品和它所调节的行为，其品质的丢失在景观语言的各个层面上都清可见，这种丢失仅仅说明了实际生产的基本特征，而实际生产又排除了现实：商品形式完全是自身平等，属于数量的范畴。它所发展的是数量，它也只能在数量中自我发展。
39
这种排斥质量的发展，作为一种发展，它本身也受制于朝向质量的过渡：景观意味着它已经跨越了自身富足的门坎；这一点在某些方面还只是局部地真实，但在成为商品原始参照的全球范围内已经是真实情况，而其实践运动，通过将全球聚集为世界性市场，已经对这个参照进行了检验。

40
生产力的发展曾经是无意识的真正历史（histoire réelle inconsciente），它创建并且改变了人类团体的生存条件，让其充当存活（survie）的条件，还有这些条件的扩展：所有人类事业的经济基础。在自然经济内部，商品部门曾经形成一种存活的盈余（surplus de la survie）。商品的生产，即导致独立生产者之间进行不同产品交换的生产，它长期以来能够停留在手工业阶段，被限制在一种边缘的经济功能中，其数量真理还被掩盖着。然而在商品生产遇到大商业和资本积累的社会条件的地方，它抓住了对经济的总体统治权。于是整个经济就变成了一个过程，即商品在这场征战中所显示之物：数量发展的过程。经济威力以商品形式不断进行的发展，曾经将人类劳动变成商品劳动，变成雇佣劳动，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富足，在这个富裕中，存活的首要问题无疑已经得到解决，然而以这种方式出现的问题总是会重新出现；它每次都会在更高层次上重新提出来。经济增长将社会从为存活而进行即时斗争的自然压力下解放出来，但在这时，社会还是未从其解放者的手中解放出来。商品的独立性已经扩展到它所控制的整个经济领域。经济正在改变世界，但它只是将世界改变成经济的世界。人类劳动在其中异化的伪自然（pseudo-nature），它要求无限期地继续它的服务，而这个只有它自身能够评判和赦免的服务，事实上将得到社会许可的全部力量和规划，同样也能得到服务者。商品的富足，也就是说商人关系的富裕，不能再高于增益的存活（survie augmentée）。

41
商品的统治首先以隐秘的方式施加于经济，而经济本身作为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还处于不被注目、不被理解的状况，就像熟悉之物未必为人所知那样。在一个具体的商品尚处于稀有或少量状态的社会中，呈现出来的便是金钱的表面统治，恰如一位身负全权的密使，以不知名强权的名义说话。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即劳动的手工分工和面向全球市场的大生产，商品确实显示为一种前来真正占据社会生活的强权。正是在这时形成了政治经济学，它既是一门占统治地位的科学，也是关于统治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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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就是这个时刻，这时的商品已经成功地实现对社会生活的全部占领。不仅景观与商品的关系清无疑，而且人们只能看到这个关系：人们看到的世界就是景观的世界。现代的经济生产在广度和强度上都扩展着它的专政。在工业化程度较的地方，它的统治已经因某些明星产品的在场而初显端倪，而且在生产率发展领先的地区，已经充当着帝国主义统治。在这些发达地区，社会空间被一种商品地质层的持续叠加所侵袭。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阶段，异化的消费（consommation aliénée）对大众来说变成了一种额外的义务，即面对异化的生产（production aliénée）的义务。正是一个社会全部的售出劳动（travail vendu），它总体上变成了全部的商品，而商品的循环将不断继续。为此，这个全部的商品必须以碎片形式重新回归碎片的个体，与总体操作的生产力完全分离的个体。正是在这里，关于统治的专门科学应该更加专业化：它应该碎化为社会学、技术心理学、控制论、符号学等，以便监督过程的所有层面的自我调节。

43
在资本主义积累的原始阶段，“政治经济学在无产者身上看到的仅仅是位工人”，他必须得到最起码的必需品，用以保持他的劳动力，但从不考虑“他的休闲，他的人性”。而一旦商品生产中富足的程度已经达到，而且要求工人做出额外的合作时，统治阶级的这种思想立场立刻就会反转。这位工人突然间洗刷掉了全部蔑视，即通过生产组织和监督的所有方式明显表达出来的蔑视，工人现在不再每天受到监视，从表面上看他已经被当作成人，受到殷勤礼貌的对待，俨然一副消费者的模样。于是商品的人道主义 （humanisme de la marchandise）也负责起劳动者的“休闲和人性”，其简单原因就是政治经济学现在能够也必须以政治经济学的身份去统治这些领域。这样，“对人的已经完成的否定”便承担起人类生存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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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是一场持久的鸦片战争，以便让人们接受将财物等同于商品，是从基本需求的满足到存活的战争，依据其特有法则而增长。但是如果说可消费的存活是某种总是需要增长的东西，那是因为它不停地包含着剥夺。如果说增益的存活没有任何彼处，在任何点上都不能停止增长，那是因为这种存活在剥夺之外就不再是增益的存活，而是变得更为富有的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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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是现代工业最为先进的部门，同时也是完美地概括工业实践的模式。而随着自动化的到来，商品世界必须克服如下矛盾：技术工具化客观上在取消劳动的同时，必须将劳动作为商品、作为商品诞生的唯一场所保留。为了让自动化，或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其他非极端形式，不至于在事实上减少社会广度上所需的社会劳动时间，就必须创造新的就业。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阶段生产线的巨型延伸，即销售大军和今日商品颂歌；这是补充的力量总动员，在与这般商品有关的需求的人为性（facticité）中，幸运地遇到了这种组织后台劳动的必要性。

46
交换值只有在它作为使用值的因子时才能形成，但是它以自己的武器取得的胜利却创造出它自主统治的条件。通过动员任何的人类使用，通过抓住对人类满足的垄断，交换值最终能够领导使用。交换过程自行等同于任何可能的使用，将使用玩弄于股掌之间。交换值是使用值的雇佣兵队长，最终要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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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经济的这种不变性，即使用价值的倾向性下降，在增益的存活内部发展了一种新的剥夺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摆脱古老的贫乏，因为它要求绝大多数人的参与，以雇佣劳动者的身份参与其永无止境的努力；而每个人都知道他必须服从，否则会死路一条。这便是这种恫吓的现实，事实是在最为贫穷的形式下（吃饭、居住）的使用，它只能存在于被囚禁的状况中，囚禁在增益的存活的虚幻富裕中，正是这一恫吓下的现实，在现代商品的消费中，成为普遍意义上接受幻想的真正基础。真正的消费者变成了幻想的消费者。商品就是这种确确实实的真正幻想，而景观则是其普通的表现。

48
使用值以隐性方式包含在交换值中，它现在应该以显性方式公布出来，进入景观的反转现实，这恰恰是因为它的实际现实受到超级发展的商品经济的蚕食 ； 于是一种伪证明 （ pseudo- justification）对虚假生活来说变得很有必要。

49
景观是金钱的另一面：所有商品的抽象的一般等物（équivalent général）。然而如果说金钱曾经统治过社会，充当着中心等的代表，也就是说充当众多财物可交换特征的代表，而且财物的用途无法比拟，那么景观就是它发达的现代补充，其中商人世界的总体以整块形式出现，就像一种普遍的等 ，与整个社会能够变成和所做的事情等 。景观是人们只能观看的金钱，因为在它身上，正是使用的总体（totalité de l'usage）与抽象的表现总体（totalité de la représentation abstraite）在进行交换。景观不仅仅是伪使用（pseudo-usage）的奴仆，它在自己身上就是生活的伪使用。

50
社会劳动的集中结果，在经济富足的时刻，已经变得显而易见，并迫使任何的现实去服从表象，这个表象现在就是社会劳动的产物。资本不再是领导生产方式的可见核心：资本的积累以感性物体的形式将资本展开到周边。社会的整个广度便是它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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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经济（économie autonome）的胜利同时也是它的失败。它所释放的力量会消除经济的必要性，而这个必要性是古代社会亘古不变的基础。当自治经济用永无止境的经济发展的必要性代替经济的必要性时，它只能用不断制造的伪需求（pseudo-besoin）来代替人类最初需求的满足，这些需求是粗略认定的需求，而这些伪需求则可以归结为维持自治经济统治的唯一伪需求。但是自治经济永远与深层需求相分离，原因是它出自社会的无意识，社会无意识依赖于自治经济但又对此并不知觉。“一切有意识的东西都会耗尽。而无意识的东西则经久不衰。但是无意识一旦被释放，它不也要走向破落吗？”（弗洛伊德(2)）。

52
当社会发现它依赖于经济之时，其实经济也依赖于社会。这种地下的威力，大到显示为至高无上的威力时，也失去了其威力。在经济本我所在的地方，必须有自我(3)到来。主体只能从社会中而来，也就是说从社会自身的斗争中而来。主体的存在与否取决于阶级斗争的结果，而阶级斗争则显示为历史的经济建立（fondation économique de l'histoire）的产物和生产者。

53
欲望的意识和意识的欲望是这样一个类似的规划，它以其否定形式去追求对阶级的废除，即在其活动的所有时段上追求对劳动者的直接拥有。这种情形的反面便是景观社会，在景观社会中，商品在一个自己创造的世界中自我凝视。
(1) 卢卡奇（Georg Lukàcs，1885－1971），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作品有《心灵与形式》《小说理论》《历史与阶级意识》《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等。
(2)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作品有《梦的解析》《精神分析引论》《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学》《关于性欲理论的三篇论文》《精神分析学运动史》等。
(3) 本我（ça）、自我（moi,德波在本书中用的是je）、超我（sur- moi），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关于人格的三个概念。本我指的是最原始的我，是人的天性和本能；所谓自我，指的是“自己”这个意识的觉醒，是现实环境约束下的“我”；而超我指的是泛道德、伦理角度的“我”。如果将本我概括为“我想要”，那么自我就是“我能要”，而超我则是“应该要”。人生的道路便是从本我到自我再到超我的过程。

第三章表象中的统一与分裂

“目前，我国哲学战线上，正在开展着一场新的激烈的论战，这就是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论战。这是一场坚持唯物辩证法同反对唯物辩证法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即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主张事物的根本规律是‘一分为二’的，站在唯物辩证法一方；主张事物的根本规律是‘合二而一’的，站在反唯物辩证法一方。论战的双方阵线分明，针锋相对。这是当前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映。”
（《红旗》杂志，北京，1964年9月21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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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与现代社会一样，既是统一的也是分裂的。它像社会一样，在分裂之上建立统一。但是当矛盾出现在景观中时，会被一种意义的反转所否定，因此，被展示的分裂是统一的，而被展示的统一则是分裂的。

55
众多权力组合起来是为了管理同一个社会经济制度，正是这些权力之间的斗争展现为正式的矛盾，它其实属于真正统一的范畴。这一点在世界范围内或在每个国家内部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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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分离的权力的竞争形式，其景观的虚假斗争同时也是真实斗争，原因是这些斗争反映了制度的既不平等又相互冲突的发展，反映了承认这个制度的阶级或阶级次等级的相对矛盾的利益，而这些斗争又确定了这些阶级自身对于权力的参与。正如最先进的经济发展其实与其他某些优先权相冲突那样，通过国家官僚机构对经济实行的极权管理，还有处于殖民和半殖民状况的国家的条件，这些将由生产方式和权力方式中的重要特征来确定。这些不同的对抗在景观中，可以根据完全不同的标准，自行赋予一些绝对清的社会形态。但是根据它们特殊部门的实际现实，它们特殊性的真相就处于包含它们的普遍制度中：就在将全球变成它们的活动场地的统一运动中，即资本主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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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景观的社会，不仅仅是通过其经济霸权去统治不发达地区。它还以景观社会的身份去统治这些地区。在物质基础还缺乏的地方，现代社会已经以惊人方式侵入每个大陆的社会表面。它确定某个领导阶级的纲领，主持大纲的制 。正如它展示让人觊觎的伪财物（pseudo-biens）那样，它也向地方的革命者奉献虚假的革命模式。官僚政权已经掌握着某些工业发达国家，它所特有的景观恰恰属于总体景观（spectacle total）的一部分，正如它普遍的伪否定（pseudo-négation）和它的支柱那样。如果说从其不同的定位来说，景观明显展示出社会言语和管理的极权专业化，那么在制度的总体运转层面，社会言语和治理会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景观任务的全球性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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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任务的分工，它保持着现有秩序的普通性，但主要保持的是其发展的主导极。景观的根源就在变得富足的经济土壤中，从那里结出一批硕果，最终朝着统治景观市场的方向发展，冲破意识形态治安（idéologico-policière）的保护主义樊篱，藐视任何地方的自足意图的景观。

59
平凡化（banalisation）的运动，在景观的闪亮消遣下，在世界范围内统治着现代社会，也统治着社会的每个要点，其中对商品的发达消费从表面上增加了需要选择的角色和物品。宗教和家庭的残余——家庭仍然是阶级权力继承的主要形式——因此还有这些残余所保障的道德镇压，它们能够结合成同一种东西，并且重复肯定着对这个世界的享受，因为这个世界恰恰被生产为一种在自身中保持着镇压的伪享受（pseudo-jouissance）。与欣然接受现有存在的东西相对应，也可以对接上同一种东西，即纯粹景观的反抗：这解释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一旦经济富足能够扩展其生产，直到处理这样一种原材料时，不满足本身就已经成为一种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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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自己身上集中一种可能的角色的形象，即活人的景观表现，明星（la vedette）就会集中这种平凡性。明星的条件就是表面经历的专业化，就是与无深度的表面生活（vie apparente sans profondeur）相等同的对象，这个对象必须补偿真实经历过的生产专业化的碎片。众多明星的存在是为了塑造不同类型的生活方式和理解社会的方式，可以自由地行使总体的职能。他们体现着社会劳动那不可企及的结果，模仿着这种劳动的次产品，而这些产品被魔术般地转移到劳动之上，成为劳动的目的：权力和休假，即决定和消费，它们位于毋庸争论的过程的开始和结束处。在开始处，政府的权力被个人化为伪明星（pseudo-vedette）；在结束处则是自我推选的消费明星，它是施加于生活经历的伪权力（pseudo-pouvoir）。但是，明星的这些活动不是真正的总体活动，同样也不是形式多样的活动。

61
景观的主使（agent）被搬上舞台成为明星，便成为个体的反面，个体的敌人，在他自己身上是这样，在其他人身上显然也是这样。以认同的模式进入景观之后，景观主使就拒绝了任何的自主品质，以便自我认同于服从事物进程的普遍规律。消费的明星，在外部同时又是不同人格类型的表现，它展现出每个类型都可以平等到达消费的总体，同样可以从中找到其幸福。做决定的明星必须握有满满的库存，里面堆满了被认可的人类品质。于是在人类品质中，官方的分就被官方的相同所废除，而这种相同却预先假设人类无所不能。赫鲁晓
(2)成为将军，以便决定库尔斯克会战(3)，当然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建国20周年庆典上，那时他已经成为国家的首脑。肯尼迪(4)一直是位演说家，甚至可以在自己的坟墓前发表颂扬自己的演说，因为西奥多
·索伦森(5)这时还在为继任总统撰写发言稿，用的还是这种风格，这风格在让人们认可已故总统的人格方面举足轻重。这些令人赞叹的人，制度在他们身上都能个性化，却由于他们名不副实而闻名于世；他们因下行到最不起眼的个人生活现实之下而成为伟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62
在景观富足中所做的虚假选择，是建立在既相互竞争又相互支持的景观并列之上的选择，也是角色并列（主要是由物品指意和承载的角色）之上的选择，这些角色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套嵌，而虚假选择则以幻想品质的斗争形式发展着，鼓励人们信奉数量的平庸。于是便诞生出虚假的古老对立，即地区主义或种族主义，它们负责将消费中等级位置的粗俗性改观为神奇的本体优越性。于是便重新组成了一系列无穷无尽的微小冲突，动员起一种次游戏的（sous-ludique）兴趣，从竞技体育到政治选举比比皆是。在富足消费常驻的地方，青年人和成年人之间主要的景观冲突来到虚假角色的近景中：因为哪儿都不存在成年人，即自己生活的主人，而青春，即存在之物的变化，丝毫不是这些现在尚且年轻的人的特性，而是经济制度的特性，资本主义的活力。正是这些事物（choses）在统治，而且还很年轻；它们自己相互追逐，相互代替。

63
隐藏在景观对立之后的正是贫困的统一。如果说同一个异化的不同形式在总体选择的面具下相互战斗着，那是因为这些对立全都建立在被压抑的真实矛盾之上。根据它所违背和坚持的贫困的特定阶段需要，景观以集中的形式（forme concentrée）或弥散的形式（forme diffuse）存在。在这两种情况下，景观仅仅是个幸运的统一形象，被包围在忧伤和惊恐中，就处在不幸的平静中心。

64
集中的景观物主要归属于官僚资本主义，此外它还可以被当作国家权力的技术被引进，作为管理更为落后的混合经济的技术，或在发达资本主义的某些危机时刻的管理技术。确实，官僚特性本身就向这个方面集中，即个体官僚只有通过官僚群体的中介，并且充当其群体的成员，才能与对总体经济的拥有发生关系。此外，商品生产在不太发达的情况下，也会以集中的形式呈现出来：官僚制度掌握的商品，就是全部的社会劳动，而它出售给社会的东西，就是它成块的存活（survie en bloc）。官僚经济的独裁不能给被剥削大众留下任何可观的选择余地，因为它自己大概已经做了全部选择，而其他任何的外部选择，不管是涉及食物还是涉及音 ，都已经是它完全毁灭的选择。官僚独裁必须伴随一种持久的暴力。被强加的财物形象，在其景观中，收集着全部的正式存在之物，并且在正常情况下集中于某个唯一的人，他是其极权一致的保证人。这位绝对的明星，每个人都必须魔术般地与其等同，否则死路一条。因为这是他的非消费主人，而且对绝对剥削来说是个可接受意义上的英雄形象，而事实上，这种绝对剥削就是通过恐怖进行加速的原始积累。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必须学习毛泽东，并因此变成毛泽东，那是因为他无法变成其他的存在。在集中景观物统治的地方，治安（police）也在统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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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散的景观物伴随着商品的富足，即现代资本主义的未受干扰的发展。在这里，每件商品单独拿出来都可以得到证明，以物品总体（totalité des objets）生产的伟大成就来证明，而景观便是一份物品总体的辩护清单。那些不可调和的断言相互拥挤到富足经济所统一的景观舞台上；同样，不同的明星商品同时支持着它们自相矛盾的改造社会的计划，社会中的汽车景观要求一种毁掉古老城垣的完美交通，而都市本身的景观则需要博物馆街区。所以满足本身已经很成问题，它以属于整体消费而著名，但是立即被做了假，原因是真正的消费者只能直接触及这种商人幸福的一串碎片，而在这些碎片中，每次从整体中借取的品质显然都不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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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件确定的商品都在为自身而斗争，它不能认可其他的商品，声称能强加于所有地方，似乎它是唯一的商品。景观就是这种冲突的史诗曲，任何伊利昂城(6)的陷落都不能撼动它。景观并不歌颂人类及其武器，而是歌颂商品及其激情。正是在这种盲目的斗争中，每件商品依照自己的激情，在无意识中实实在在实现着某种更为高贵的东西：商品的变成世界（devenir-monde），这也是世界的变成商品（devenir-marchandise）。这样，通过一种商人理性的计谋，商品的特殊性在战斗中消磨殆尽，而商品形式则走向它的绝对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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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足商品在使用中不能给予的满足，在对充当商品的商品值的认可中却成为人们追求的东西：正是商品的使用在自我满足，而对消费者来说，却是针对商品最高自由的宗教感情的流露。针对某一特定产品的一波波热情浪潮，通过所有信息手段支持和推出的产品，以巨大的步伐向外传播。服装的款式涌现于某个电影；某个杂志推出一些俱部，俱部又推出不同的成套商品。无用的商品（gadget）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成堆的商品滑向盲目消费时，盲目者自己也变成了一件特殊商品。例如广告钥匙链，它不是购买的，而是随卖出的贵重知名商品额外赠送的，或是通过其自身领域的交换出现的，人们从中可以看到一种神秘放任的表现，即沉迷于对商品的超越。那位收藏刚刚制造并且为收藏而制造的钥匙链的人，他积累着商品的宽容，这是他在其信徒中真实在场的荣耀象征。被物化的人（homme réifié）表现出他与商品亲密的证据。正如在狂热教徒的激情中，或在古老宗教拜物教治愈的病人身上，商品拜物教能够到达某些痴狂兴奋的时刻。这里还能表达的唯一使用就是服从的基本使用。

68
或许，强加给现代消费的伪需求，它不能够与任何真正的需求或欲望进行对抗，因为这种需求本身都是社会和历史制造出来的。但是富足的商品还在那里，就像一种社会需求的组织发展的绝对决裂。商品的机械性积累解放出一种无止境的人造物，活生生的欲望在它面前显得束手无策。独立人造物的积累性威力导致对社会生活的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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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过消费而实现的社会幸运统一的形象中，真正的分工仅仅被搁置起来 ， 直到可消费物中的下一个非实现行为 （ non- accomplissement）。每个特殊产品，它必须表现一个闪电般捷径的希望，以便最终到达全面消费的希望之地，这种产品以庆典方式被呈现出来，成为决定性的特殊性。然而就像洗礼名字的同时传播那样，外表上似乎有些贵族味，但几乎所有同龄的个人都可以使用，人们等待其特殊权力的物品，它能将自己建议给大众并得到大众的笃信，那只是因为它被制造出相当的数量，以便能被大量地消费。某样产品的威望特征之所以能够出现，那只是因为它在某个时刻被放到了社会生活的中心，就像被揭示出来的生产的目的性。景观中具有威望的东西，在它进到某个消费者家中的时刻，它也就进到所有其他人家中，就会变得平淡无奇。产品在揭示它的本质贫乏时有些迟缓，这自然取决于其生产的贫困。然而这已经是另一个物品，由它承载着对制度的证明，并且要求得到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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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的欺骗应该通过自行替换而自行揭露自己，要依据产品的变化和生产的普通条件的变化。那种以最无耻的方式肯定其最终卓越能力的东西，却会在弥散的景观以及集中的景观中发生改变，而只有制度才应该继续下去：正如斯大林制度以及过时的商品，那些揭露的人正是强加它们的人。广告中的每个新谎言都是对上一个谎言的坦白。每个极权形象的垮台都揭示出某种一致赞成极权的幻想的群体（communauté illusoire），而这个群体不过是个没有幻想的孤独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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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奉献的充当永恒的东西，建立在变化之上，而且必须和基础一起变化。景观绝对具有教条性，同时又不能真正达到任何牢固的教条。没有任何东西为它停下；对它来说只有状态是自然的，然而又与其倾向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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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所宣告的非现实统一是阶级分化的面具，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统一。迫使生产者参与世界建设的东西，也是使生产者与世界分离的东西。对于从其地区与民族局限中解放出来的人们，促使他们建立关系的东西，也是使他们相互远离的东西。迫使理性深化的东西，也是滋养等级剥削和压迫的非理性的东西。造就社会抽象权力的东西也造就社会的具体非自由（non-liberté）。
(1) 原文有误，这段引文见于《红旗》杂志1964年第16期，出版于同年的8月31日。
(2) 赫鲁晓 （Nikita Khrouchtchev, 1894—1971,俄语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 Хрущёв），苏联政治家，曾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1956年他主持召开苏共二十大，从根本上否定斯大林，震动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引发东欧的一系列骚乱。任期内，他实施去斯大林化政策，为大清洗中的受害者平反。
(3) 库尔斯克（Koursk），即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赫鲁晓的家乡。库尔斯克会战（bataille de Koursk）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德战场的决定性战役之一，双方共投入了268万名士兵和6045辆坦克，空军部队参战飞机超过2000架，是史上规模最大的坦克会战和单日空战。
(4) 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 1917－1963），美国政治家，美国第35任总统。
(5) 西奥多·索伦森（Theodore Sorensen, 1928—2010），美国政界名流，《肯尼迪传》的作者，曾任肯尼迪的参议员助理和总统特别顾问，为其撰写演说稿，参与过许多美国政府的重大决策。
(6) 伊利昂城（Ilion），即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讲述了特洛伊战争，其中有“特洛伊木马”的典故。

第四章作为主体与表象的无产阶级

“每个人对于财富和享受的平等权利，对任何权威的破除，对任何精神制动的否定，倘若我们下到事物的深处，就是3月18日起义存在的道理，也是可怕的联盟宪章产生的理由，这个联盟给起义提供了一支军队。”
（《关于3月18日起义的议会调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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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运动，即取消现有条件的运动，从资产阶级在经济中的胜利出发去管理社会，而且显然是从这一胜利的政治解译开始。生产力的发展使古老的生产关系分崩离析，而任何的静态秩序都将变成粉尘。所有绝对的东西都变成历史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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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只有被置于历史中，只有在参与构成历史的劳动与斗争中，才能被迫以醒悟的方式考虑他们之间的关系。尽管历史时代最新的无意识的形而上视觉能够看到生产的渐进过程，而且通过这个生产过程，历史将展现为历史的客体本身，但这种历史没有它所要自我实现的清客体。历史的主体也只能是自行生产自身的生者，成为其世界即历史的主人和拥有者，以其游戏意识（conscience de son jeu）的方式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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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同一股潮流，同时发展着由资产阶级开启的漫长革命时代的阶级斗争，还有历史的思想，即辩证法。这思想不再停留于寻找存在者的意义，而是提高到一切存在被解体的认识高度；而在运动中，任何分离都在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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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不用再阐释世界，而只须阐释对世界的改造。通过仅仅阐释改造，黑格尔仅仅是哲学的哲学式完成。他想要理解一个自己创造自己的世界。这种历史的思想还仅仅是一种意识，一种常常来得太迟的意识，它发布的是一种事后（post festum）的证明。于是它对分离的超越也只能是在思想中。有一种反论，它旨在将任何现实的意义空悬于其历史完成之上，同时又通过将自身构建成历史的完成来揭示这个意义。这种反论来自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17和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家在其哲学中只寻找与其结果的调和。“即使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它也并不表达这场革命的整个过程，而仅仅是革命的最后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不是革命的哲学，而是复辟的哲学”（卡尔·柯尔施(2)《关于黑格尔和革命》）。黑格尔曾经最后一次做了哲学家的工作，即“对存在物的颂扬”，然而当时对他来说，存在的东西也只能是历史运动的总体。确实，由于思想的外部立场得到维持，它只能通过一种对精神的预先计划的认同来掩盖，这一精神即绝对的主人公，他做了他想做的事，想了他做过的事，而事情的完成与现时正好吻合。这样，正在思想中死去的哲学，也只能通过拒绝它的世界而颂扬这个世界，因为如果想要说话，它就必须已经做出假设，即它将一切归咎其中的这个总体历史已经结束，可能会做出真相判决的唯一法庭也已经休庭。

77
无产阶级通过其行为的固有存在表明，这种历史的思想并未被人们忘记，这时，对结论的否定就是对方法的肯定。

78
历史的思想只有在变成实践思想时才能得到拯救，而作为革命阶级的无产阶级实践，也不能逊色于操作其世界总体（totalité de son monde）的历史意识。革命工人运动的所有理论思潮都来自与黑格尔思想的关键冲突，在马克思身上是这样，在施蒂纳(3)和巴枯宁(4)身上也是这样。

79
马克思理论和黑格尔方法的不可分离的特点，本身就与这种理论的革命特点即它的真理不可分离。正因如此，这个初始关系通常被人忽视或误解，或者还被斥责为一种缺点，即虚假地变成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理论的社会主义和实践的社会民主》一书中，伯恩斯坦(5)完美地揭示了辩证方法与历史立场之间的联系，哀叹1847年《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在德国即将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预言缺乏科学依据：“这种历史的自我推测相当错误，以至第一位来到的政治空想家，他似乎找不到比这更好的东西，这种事发生在马克思身上似乎难以理解，因为他在这个时期已经认真研究过经济学。人们真不愿意从中看到一种黑格尔反命题辩证的残余的产物，其实马克思，甚至恩格斯，从来就没能彻底摆脱掉这个反命题辩证。在那些普遍动荡的年代，这对马克思来说是尤其致命的失误。”

80
马克思所进行的颠倒，以便“通过转移而拯救”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并不是平庸地去替代，即以生产力的唯物主义发展去替代黑格尔精神在当时与其思想相遇的历程 ， 因为他的客观化（objectivation）与其异化等同，而其历史伤口也没有留下伤疤。变得真实的历史不再有终结。马克思摧毁了黑格尔面对所发生事物的被分离立场，也摧毁了一个外部最高主使的凝视，不管他是怎样的主使。理论只须知道它所做的事情。相反，对经济运动的凝视，在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想中，才是某种循环体系的黑格尔意向中非辩证（non- dialectique）方面非颠倒（non renversé）的遗产：这是一种丢失了观念维度的赞同，它不再需要黑格尔主义给自身证明，因为这里所赞扬的运动不过是无思想世界的一个区域，其机械的发展确实统治着一切。马克思的规划是有意识的历史规划。简单经济生产力的盲目发展中出现的数量，必须转换成对质量的历史占有。《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这个史前史终结的第一幕：“在所有的生产工具中，最伟大的生产力就是革命的阶级本身。”

81
将马克思理论与科学思想紧密联系起来的东西，便是对社会中真正实施的各种力量的理性理解。然而这个理论从根本上说是科学思想的一个彼处，科学思想只有在那里被超越后才能保存下来：这就是对斗争的理解，而不是对法则的理解。“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德意志意识形态》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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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时代，它想要科学地建立历史，却忽略了一个事实，这个可支配的科学，它自身更应该是与经济学一起历史地建立的科学。反过来，只有当这种历史仍然是经济史时，历史才会绝对依赖于这种认识。曾经有多少历史的部分，就在经济本身中——改变其基础科学资料的总体过程中——况且已经被科学观察的观点所忽略，这便是社会主义者的算计所展示的空洞无物，他们以为已经建立起一种危机的精确周期性；自从国家的持续干预成功地补偿了趋向危机的效应，同类的说理在这种平衡中看到了一种最终的经济和谐。克服经济问题的计划，着手掌握历史的计划，如果它必须认识——而且为自己找回——社会的科学，那它自己就不具有科学性。在最后这个运动中，在自以为通过科学知识主宰当今历史的运动中，革命的观点还停留在资产阶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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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空想思潮，尽管它们自身历史地建立在对现存社会组织的批评中，但恰恰可以被称为空想的思潮，原因是它们拒绝历史——正在进行的真实斗争，还有时间的运动，这个时间超越了它们对幸福社会空想形象的永久完善——而不是因为它们拒绝科学。相反，空想主义思想家们完全被科学思想所统治，正如科学思想在前数个世纪中逐步立足（s'imposer）那样。这些思想家寻找着这个普遍理性体系的圆满完成：他们丝毫不把自己看作手无寸铁的预言家，因为他们相信科学展示的社会权力，而圣西门主义(6)则甚至相信能通过科学去夺取权力。正如桑巴特(7)所说：“他们怎么能通过斗争来夺取必须被证明的东西？”然而，空想主义者们的科学观念并不扩展到这一认识，即不同社会团体在现存境况中都拥有利益，它们有保持这种境况的力量，而且也具有对应于这般立场的虚假意识的形式。因此，科学观念就在科学本身发展的历史现实之内，而这个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需求的引导，而产生于这般因素的社会需求，它所选择的不仅仅是可以被接受之物，也包括能够被找回的东西。空想社会主义者被科学真理的展示方式所禁锢，根据其抽象的纯粹形象去设想这个真理，这个形象正如社会的先前阶段所看到的那样，是个逐步立足的抽象形象。正如索雷尔(8)所指出的那样，正是基于天文学模式，空想主义者想象会发现和展示社会的法则。他们所瞄准的协调，与历史相对抗的协调，来自一种应用的尝试，应用于最不依赖于历史科学的社会。它试图让人们认可它，抱着与牛顿主义(9)同样的实验性清白，而持续预设的幸福命运，“在其社会科学中，扮演着与在理性力学中成功发现惯性的那个人同样的角色”（《无产阶级理论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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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思想中的科学决定论（déterministe-scientifique）方面恰恰是一个缺口，“意识形态化”过程就通过这个缺口乘虚而入，在他活着时是这样，在他留给工人运动的理论遗产中更是这样。历史主体的到来被推延到更迟的时候，而只有最杰出的历史科学，即经济学，才能越来越全面地保障一种需求，对自身未来否定的需求。然而由于这种做法，革命的实践则被推到理论视觉的场域之外，而革命的实践才是这个否定的唯一真理。因此就有必要耐心地研究一下经济发展，还要以黑格尔式的安静情绪去接受它的痛苦，这一点在其结果中还是“良好意向的公墓”。根据革命的科学，人们发现在当今，意识总是到来得太早，而且意识必须传授于人。“历史曾经指责我们，针对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远没有成熟……”恩格斯后来在1895年这样说过。马克思一生都保持着其理论的统一观点，不过其理论的表述却处在一种主导思想的土地上，即精确表现为针对特殊学科的批评形式，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基础科学即政治经济学的批评。正是这种肢解，后来又被人们接受的最终肢解，造就了“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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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理论的缺陷自然也是他那个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缺陷。在1848年的德国，工人阶级并没有发布持久革命的命令；巴黎公社在孤立无援中战败。因此，革命理论还没能达到其自身的全面存在。被限制在大英图书馆里捍卫革命理论，在学者研究的分离中提炼革命理论，这就会导致理论本身中的损失。恰恰是这些关于工人阶级发展前途的科学证明，还有与这些证明相结合的组织实践，到了某个更为先进的阶段，将成为无产阶级觉悟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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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地捍卫无产阶级理论的斗争中，任何理论的不足，无论是在内容方面还是在形式方面，都有可能导致一种认同，即从革命夺取政权的角度看，无产阶级等同于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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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过去重复的实验去建立一种展示的倾向，即证明无产阶级政权的科学合法性，这从《共产党宣言》时起就让马克思的历史思想变得暗，让其支持一种生产方式发展的线性形象，这种发展是由阶级斗争带动的，而阶级斗争的最终结果每次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但是在历史的可观察现实中，还有“亚洲的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在别处所见证的那样，尽管有各种阶级冲突，却保留了其稳定状态，同样，农奴的起义从来没有战胜过男爵贵族，古代的奴隶反抗也不能战胜自由人。线性的图式首先就看不到一个事实，资产阶级是曾经得胜的唯一革命阶级；它同样也是这样一个唯一阶级，即经济的发展对它来说，既是控制社会的原因，也是控制社会的结果。同样简单的思考导致马克思忽略了国家在阶级社会管理中的经济角色。如果说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似乎解放了国家经济，那仅仅是因为古老的国家在一种静态经济中与阶级压迫的工具混为一体。资产阶级在中世纪国家的虚弱时代，在平衡的权力被封建分裂的时刻，发展了它独立的经济威力。而近代国家通过重商主义，开始支持资产阶级的发展，在“放任自流、货物通畅”的时代，最终成为资产阶级自己的国家，后来它又在经济过程的精明管理中显示出一种核心威力。然而马克思也曾经从波拿巴主义(10)角度，描述了近代国家官僚制度的雏形，即资本与国家的融合，构成一种“资本凌驾于劳动之上的国家权力，一种旨在奴役社会的有组织的公共力量”。在这样的国家中，资产阶级将放弃除事物经济历史之外的任何历史生活，它情愿“与其他阶级一样被迫成为政治的虚无”。这里就已经展现出近代景观的社会政治基础，近代景观将从负面定义无产阶级，将其定义为历史生活的唯一追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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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唯一的阶级，真正与马克思理论对应的两个纯粹的阶级，即《资本论》中全面分析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是历史上仅有的两个革命的阶级，然而其状况则大相径庭：资产阶级革命业已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还只是一个规划，它是在前一次革命的基础上诞生的规划，而且在性质上与前者完全不同。忽略资产阶级历史作用的特色，那就掩盖了这个无产阶级规划的具体特色，这个规划就不能实现，充其量只能穿着其自身的色彩，而且会遇到“其任务的艰巨性”。资产阶级能够登上权力舞台，因为它是发展中的经济的阶级，而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成为觉悟的阶级才能让自己成为权力。生产力的成熟并不能保障这样一种权力，即使通过权力带来的不断剥夺的迂回方法亦然。雅各宾派(11)夺取国家权力的方法不能成为它的工具。没有一种意识形态能够帮助它将部分目的装扮成普遍目的，因为无产阶级不能够保留真正属于自己的任何部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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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马克思在其参与无产阶级斗争的特定时期，曾经过分地期待于科学预见，以至创立了其经济主义幻想的知识基础，那么众所周知，他个人并没有屈从于幻想。在1867年12月7日那封著名的信件中，附着一篇他自己批判《资本论》的文章，恩格斯将这篇文章发表在刊物上，仿佛这篇文章出自一位政敌之手，马克思在文中清楚地展示了他自己科学的局限性：“……作者的主观倾向（也许是他的政治立场或他的过去强加于他的），也就是说他表现自己的方式，还有他向别人表现当今运动最终结果和当今社会进程的方式，与其真正的分析没有任何关系。”就这样，马克思在自己揭露其客观分析的“倾向性结论 ” 之时 ， 通过讽刺 ， 即与强加于他的科学外 （ extra- scientifique）选择相关的“可能”的讽刺，同时指明了两个方面融合的方法论要领。

90
正是在历史斗争的本身中，才必须实现认识与行动的融合，让每个词语将真理的保障放置到另一个词语中。让无产阶级构成为主体，就是对革命斗争的组织，就是在革命时刻对社会的组织：正是在这里应该存在着觉悟的实践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实践的理论在变成实践理论的过程中得到证明。不过，这个组织的中心问题，在工人运动刚刚兴起的时代，是革命理论最少考虑的问题，也就是说，当时这个理论还拥有从历史思想继承下来的统一特点（而该理论自我赋予的任务恰恰是发展一种实践，直至一种统一的历史实践）。相反，对这个理论来说，这里是个不结果之地，因为它允许采用那些从资产阶级革命中借来的国家和等级的应用方法。工人运动的组织形式，建立在抛弃该理论的基础之上，反过来又倾向于禁止人们维持统一的理论，将其分解为特殊的和碎片式的不同知识。理论的这种意识形态异化，在自发的工人斗争中出现一种检验时，便不再认可对它自己所背离的统一历史思想进行的实践检验；它只能协助去压制对工人斗争的表现与记忆。然而，斗争中出现的这些历史形式，它们恰恰构成了理论所缺少的实践环境，以便让这个理论成为真正的理论。这些形式是理论的要求，但还没有在理论上进行表述。苏维埃并不是一个理论的发现。况且，国际劳动者协会的最高理论真理便是其实践中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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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斗争的初期成功，引导第一国际从主导的意识形态的混乱影响中解放出来，这种影响一直残留在国际里。然而它不久后遭遇的失败和镇压，将无产阶级革命的两种观念的冲突推向了前台，这两种观念都包括了某种独裁的维度，由于这个独裁维度，无产阶级的有意识自我解放便被放弃。确实，马克思主义者和巴枯宁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变得不可调和，而且是双重的争论。该争论既涉及革命社会中的权力问题，又涉及运动的当今组织问题，从这个方面到那个方面，对手们的立场都背道而驰。巴枯宁抨那种通过专断使用国家权力而消灭阶级的空想，预想一种官僚统治阶级的重建和渊博专家的专政，或那些名人的专政。马克思曾经认为，经济的矛盾和工人的民主教育之间不可分离的成熟，会将无产阶级国家的作用缩减到简单的法律认可阶段，使得客观确立的新型社会关系合法化，于是他便揭露巴枯宁及其支持者身上的阴谋精英的独裁主义，这些阴谋精英毫不犹豫地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形成一种险恶用心，试图将貎似革命而又不负责任的专政强加于社会，或者强加那些自封的革命者的专政。巴枯宁也确实招募了一批支持者，依据的是这样一种视角：“作为大众风暴中心的隐身领航员，我们应该引导这场风暴，不是借助明显的权力，而是通过所有联盟者的集体专政。这个专政没有绶带，没有头衔，没有正式权利，而正因为它没有任何权力的外表而变得更加强大。”这样就形成了关于工人革命的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而每种意识形态中都包括了部分的真实批判，但是却失去了历史思想的统一性，把自己建立为意识形态权威。那些强大的组织，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12)，它们曾经忠实地服务于这些意识形态中的这个或那个，但在所有地方，其结果都大相径庭，事与愿违。

92
将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看作即时地在场 （ immédiatement présent），这一事实同时构成无政府主义真正斗争的伟大和渺小（因为在其个性的变种中，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显得微不足道）。从现代阶级斗争的历史思想中，集体无政府主义仅仅保留了结论，而它对这个结论的绝对要求，也同样表达在其对方法的果断蔑视中。因此它对政治斗争的批判停留在抽象层面上，而对经济斗争的选择也只能根据最终解决的空想来确定，这个最终解决是在这个场地上一下子获得的，就在全面罢工或起义的那一天。无政府主义者需要实现一个理想。无政府主义是对国家和阶级的意识形态式否定，即对被分离的意识形态的社会条件本身进行否定。正是纯粹自由的意识形态使一切变得平等，排除关于历史邪恶的任何想法。这种关于融合所有部分要求的观点，给无政府主义提供了表现拒绝现存条件的功绩，它针对的是生活的整体，而不是围绕某种特有的批评专业化。但是由于这种融合是以绝对方式考虑的，依据的是个体的任性，而且是在融合真正实现之前，因此也会将无政府主义指责为一种很容易见证的不协调。无政府主义只须重新表述，在每次斗争中重新启动其简单的总体结论，因为那个早先的结论从一开始便被等同于运动的完整成就。因此，巴枯宁在1873年离开汝拉山同盟(13)时可以这样写道：“近九年来，人们为了拯救世界，在共产国际中发展了比实际需要更多的思想，如果仅仅靠思想就能拯救世界，那么我将向发明新思想的任何人发出挑战。如今的时代已经不属于思想，而是属于事实和行动。”这个观念可能从无产阶级历史思想中保留了这样一种肯定，即思想应该变成实践，然而这种肯定又离开了历史的场地，它假设从思想过渡到实践的相应形式已经找到，而且不再变化。

93
无政府主义者以其意识形态的信念，明显区别于工人运动的整体，他们会在自己和工人之间重新制造这种能力的分离，向尚未成形的统治提供一块有利的土地，这是那些自己意识形态的宣传者和保卫者的统治，遍布任何无政府主义的组织，他们一般来说都是很可笑的专家，因为他们的智力活动主要是对若干最终真理的不断重复。在决定中对意见一致的意识形态的尊重，在组织中就更有利于自由专家们那无法控制的权威；而革命的无政府主义从被解放的人民那里所期待的也是同一类型的意见一致，并且通过同样的方法去获得。此外，拒绝考虑条件的对立，即现有斗争与自由个人社会之间的对立，在共同做决定的时刻，滋养了一种持久的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分离，正如西班牙层出不穷的无政府主义者起义的例子所展示的那样，在地区层面上一次次被限制和镇压。

94
在真正的无政府主义中或多或少明显保持的幻想，就是一场革命的持续迫近，通过它的瞬间完成这场革命必须赋予意识形态理由，赋予从意识形态中衍生的组织实践的模式理由。无政府主义在1936年确实导致了一场社会革命，形成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先进的无产阶级政权的雏形。在这种情况下还必须指出，一方面，全面起义的信号是军队强加的军事政变（pronunciamiento），另一方面，这场革命在最初的日子里并没有完成，原因是佛朗哥(14)政权在半个国家中依然存在，还得到国外的强大支持，而且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其他起义已经被打败，还因为资产阶级的残余力量相对强大，而共和国阵营中还有其他一批国家式工人政党。因此，有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显得无法将革命的半途胜利进行到底，甚至连捍卫这些半途胜利也做不到。那些公认的革命领袖都成了部长，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人质，而资产阶级国家摧毁革命，为的是国内战争的失败。

95
第二国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科学的意识形态（idéologie scientifique），它将其整个真理等同于经济中的客观过程，等同于受过组织教育的工人阶级对这种必要性进行认同的进步。这种意识形态在教学演示中重新找回了信心，虽然这种教学曾经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特点，但在历史进程中已经搭配上凝视的参照：然而，这样一种态度既丢失了黑格尔总体历史的维度，又丢失了空想主义批判（最大程度的批判是傅立叶(15)）的现存总体性的静止形象。正是基于这种科学态度，即以对称方式推动伦理选择的强硬态度，希法亭(16)的废话才这般证明，他当时说，承认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并不提供“有关应该采取的态度的指示。因为承认一种必要性是一回事，而着手为这个必要性服务则是另一回事”（《金融资本》）。有些人不了解这一点，即历史的统一思想，对于马克思和革命的无产阶级来说，与需要采取的实践态度毫无区别，这些人通常应该是他们所同时采纳的实践的受害者。

96
社会民主组织的意识形态将意识形态交给了教授们，让他们去教育工人阶级，而所采取的组织形式则是与这种被动学习相适应的形式。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者对政治经济斗争的参与当然是具体的，但在深层却是非批判性的。它以革命幻想的名义进行着，依据的显然是一种改良性实践。这样，革命的意识形态可能会被坚持这种意识形态的人们的成功所打碎。运动中议员和记者们的分离，将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招募的那些人带向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工会官僚已经成为劳动力的经纪人，将劳动力当作物有所值的商品去出售，即使是那些从产业工人斗争中招募的人，或是从他们中选拔出来的人，情况也是如此。为使他们所有人的活动保持某种革命性，就必须让资本主义幸运地处于无能境地，即在政治上可以容忍合法动荡中的改良主义，而在经济上却无法支持它。产业工人的科学所保障的就是这样一种不兼容性，而历史则时时刻刻都在否决。

97
这个矛盾，伯恩斯坦很正派地想展示其现实，因为他是最远离政治意识形态的社会民主分子，也是最直率地与资产阶级科学方法论相结盟的人，而这个现实——而英国工人的改良运动，在放弃革命意识形态之时，也表现出这种情况——在被展现时若不受质疑，就只能通过历史的发展本身。此外，尽管伯恩斯坦充满幻想，却否定了这一点，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危机将奇迹般地迫使社会主义者就范，而社会主义者只想通过某种合法的祭奠从革命中继承遗产。社会深度动乱的时刻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到来，而且在觉悟方面也是富饶的时刻，它曾经两次表明，社会民主的等级并没有在革命层面上进行教育，丝毫没有让德国工人变成理论家：首先是该党的大多数成员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然后是在战败后，他们参与镇压了斯巴达克团(17)革命者。工人出身的艾伯特(18)还相信原罪，因为他承认自己“像对待原罪那样”痛恨革命。这位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代表制的最佳先驱，然而不久后又以绝对敌人的身份反对俄国和其他地方的无产阶级，他制定出这种新型异化的准确纲领：“社会主义意味着努力劳动。”

98
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列宁不过是位忠实一贯的考茨基(19)主义者，在俄国条件下应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意识形态，俄国的条件不允许第二国际进行相应的改良主义实践。无产阶级的外部领导，通过纪律严密的地下党来实现，这个党又服从于已经成为“职业革命家”的知识分子，这种领导在此构成一种职业，而且不愿意向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领导职业妥协（此外，沙皇政治制度也无法提供这样的开口，其基础将构成资产阶级政权的先进阶段）。它因此成为社会的绝对领导的职业。

99
布尔什维克的独裁意识形态的激进主义，随着战争的来临及国际社会民主党面临战争时的垮台，得以扩展到全世界范围内。工人运动民主幻想的血腥结局曾经将全世界变成了俄国，而布尔什维克主义，它统治着由危机时期导致的第一次革命决裂，向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奉献出它的等级模式和思想模式，以便对统治阶级“用俄语说话”。列宁并没有指责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而是责备它不再是革命的意识形态。

100
就在同一历史时刻，即布尔什维克为了自身在俄国取得胜利之时，还有社会民主党为了旧世界而胜利地战斗时，这个时刻标记了一种事物秩序的完全诞生，而这个秩序则位于现代景观的统治中心：工人的代表与工人阶级彻底对立。

101
罗莎·卢森堡(20)在1918年12月21日的《红旗》(21)中写道：“在所有先前的革命中，战斗者都亮出面孔进行厮杀：阶级对抗阶级，纲领对抗纲领。而在当今的革命中，旧秩序的保卫部队并不打着领导阶级的招牌前来干预，而是打着‘社会民主党’的旗号。如果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公开和坦诚地提出来的，如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如今在无产阶级广大群众中就不可能有任何疑问、任何迟疑。”因此就在德国无产阶级激进思潮毁灭的前几天，它发现了整个先前过程（工人代表曾经对此做过重大贡献）曾经创造的新条件的秘密：保卫现有秩序的景观组织，也是外表的社会统治，其中的任何“中心问题”都不再能“公开和坦诚地”提出。这个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代表，既成为社会普遍做假的主要因素，也是这种做假的中心结果。

102
效仿布尔什维克模式而建立的无产阶级组织，它诞生于俄国的落后状况，还有先进国家工人运动对革命斗争的放弃，然而它却在俄国的落后中遇到所有的条件，推动这种组织形式朝着反革命颠覆的方向发展，这种颠覆已经不知不觉地包含在它初始的萌芽中；而欧洲工人运动的大众在面对1918—1920年间的“这里就是罗得岛，你跳！”(22)的重复放弃，包括暴力毁灭激进少数派的放弃，都有利于过程的完整发展，让其骗人的结果在人们面前得到肯定，被当作无产阶级的唯一解决办法。诉诸代表制的国家垄断，诉诸工人权力的捍卫，这就足以证明布尔什维克党的行为，使它成为它该是的那样：无产阶级所有者的政党，它主要消除的是从前的所有制形式。

103
在对20年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不同倾向——资产阶级的弱点，农民占大多数的分量，无产阶级集中而具有战斗性的决定作用，但在全国又处于极其少数的地位——的总是不太令人满意的理论争论中，所有考虑到的对沙皇独裁的清算条件最终在实践中揭示了它们的解决办法，依据的却是在假设中并不在场的资料：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官僚，在夺取国家权力之时，也给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工农民主专政”是毫无意义的空话；苏维埃无产阶级政权不能同时坚守阵地，既反对农民地主阶级，又对抗国内、国际的白色反动派，又反对自身那外化和异化成工人政党的代表，这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的、言论的、不久还有思想的绝对主人的政党。托洛茨基(23)的持久革命的理论和帕尔乌斯(24)，即列宁在1917年4月实际结盟的理论，对落后的国家来说是唯一变得真实的理论，这是从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眼光来看，而且仅仅是在官僚阶级政权这个未知因素被引入之后。在意识形态最高代表手中的专政集中，是列宁在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多次冲突中最一贯捍卫的集中。列宁每次反对其政敌时都很有道理，其原因在于他支持由少数派绝对权力的前期选择所带来的解决办法：在国家层面上拒绝给予农民的民主，也必须拒绝给予工人。这就使得人们拒绝将民主给予各同盟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全党中如此，最终直到政党的最高等级。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即喀琅施塔得(25)苏维埃被军队镇压而且淹没在诽谤中时，列宁就发表了这个结论去驳斥组织成“工人反对派”的左翼官僚主义者，而斯大林则将这个结论的逻辑扩展到某个世界的完美分裂中：“这里或那里，我们要的是枪杆子，而不要反对派……我们讨厌反对派。”

104
官僚制度仍然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唯一所有者，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之后，在实施“新经济政策”期间，通过与农民阶级的暂时结盟，它首先在内部保证了自己的政权。它也从外部保卫了这个政权，通过使用第三国际官僚政党的工人士兵，让其充当俄国外交的补充力量，以便破坏任何的革命运动，还支持一些资产阶级政府，想在国际政治中（1925－1927年中国的国民党、西班牙和法国的人民阵线等）得到某种支持。但是官僚社会必须通过对农民阶级实施的恐怖去继续它自身的完成，以实现历史上最为粗暴的原始资本主义积累。斯大林时期的这种工业化揭露了官僚制度的最近现实：它是经济权力的继续，是对保持劳动商品的商品社会本性的拯救。这是统治着社会的独立经济的证据，以至为其自身目的重新创造了它所需要的阶级统治：这就是说资产阶级创造了一种自主的威力，只要这种自主性还存在，这种威力就可以到达取消资产阶级的地步。在布鲁诺·里兹(26)的理解中，极权官僚阶级不是“历史上最后的所有制阶级”，它仅仅是一个商品经济的替代性统治阶级。没落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被一个简化的亚产品（sous-produit）所替代，它不太多样，而且集中于官僚阶级的集体所有制中。这种统治阶级的不发达形式也是经济不发达的表达方式，而其前景仅仅是追赶世界某些地区的发展迟缓。正是工人政党，按分离的资产阶级模式组织的政党，向额外的新版统治阶级提供了国家等级的环境。安东·西利加(27)在斯大林的监狱里做了这样的记录：“组织的技术问题曾经显示为社会问题”（《列宁和革命》）。

105
革命的意识形态，被分离物的协调，即列宁主义构成其最大意志主义努力的协调，决定着对推动自身的现实的管理，经过斯大林主义的改造，这种协调成了不协调中的真理。这个时候，意识形态不再是一种武器，而是一个目标。不再被人否定的谎言将变成疯狂。现实与目的一样，被分解在极权的意识形态宣告中：它所说的一切就是存在的一切。这是景观的地方原始主义，然而其作用在世界景观的发展中举足轻重。这里正在物质化的意识形态，它不像到达物质富足阶段的资本主义，并没有从经济上改造世界；它只是从治安角度改造感知（perception）。

106
执政的极权意识形态阶级是一个颠倒的世界的政权：它越是强大，就越是断定自己不存在，而它的力量首先用来断定它的非存在（inexistence）。它就在这一点上比较谦虚，因为它正式的非存在也应该对应于历史发展的顶峰（nec plus ultra），同时，这些都应该归功于其坚不可摧的指挥。到处都是官僚制度，对意识来说它该是个隐身的阶级，以至整个社会生活都变成了一种疯狂。绝对谎言的社会组织就来自这种根本的矛盾。

107
斯大林主义是官僚制度本身中的恐怖统治。建立该阶级政权的恐怖主义也一定会打本阶级，因为它不具有任何法律保障，没有任何存在被认可为有产阶级，也不能将这个存在扩展到它的每个成员。真正的所有制被掩盖了起来，只有通过虚假意识的道路方能成为所有者。虚假意识只有通过绝对的恐怖才能维持其绝对的权力，在绝对恐怖中，任何的真实动机都将以失败告终。执政的官僚阶级的成员们，对社会只有集体地拥有的权利，只能充当基本谎言的参与者：他们必须扮演领导社会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角色，即使必须是意识形态非忠实性的文本的忠实执行者。但是对这个说谎存在者的实际参与，本身也应该被认可为一种真实的参与。任何官僚者都不能个体地支持其面对政权的权利，因为要证明他是一位社会主义无产者，这就表明他是官僚者的反面；而要证明他是一位官僚者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官僚制度的官方真理就是不要存在。这样，每位官僚者就处在绝对依赖的状况，依赖于一种意识形态的中心保障，它承认一种对“社会主义政权”的集体参与，这一政权是意识形态不能消灭的所有官僚者的政权。如果说形成整体的官僚者能决定一切，那么他们自身阶级的一致就只能通过集中于一人身上的恐怖主义权力的集中来保证。在这个人身上，常驻着政权中唯一谎言的实践真理：其不容讨论的边界定位总是得到校正。斯大林不需裁决就可最终确定谁是拥有权力的官僚者，也就是说能确定谁应该被称为“执政的无产者”或“日本天皇和华尔街雇佣的叛徒”。官僚制度的原子只能在斯大林个人身上寻得其权利的共同本质。斯大林就是这个世界的君主，他以这种方法自命为绝对的人，在这个人的意识中，就不存在其他更高的精神。“世界的君主拥有对世界是什么的真实意识——有效性的普遍威力——就在它施行的毁灭暴力中，以对抗与它形成对比主体的自我。”他既是确定统治场地的强权，也是“破坏这个场地的强权”。

108
当意识形态通过对绝对权力的拥有而成为绝对的意识形态时，当它从一种碎片的知识变成极权的谎言时，历史的思想就被完美地消灭，以至在更为经验的认识层面上，历史本身不能够再存在。极权的官僚社会生存于一种永久的现时中，那里所到来的一切仅仅是为该社会而存在，就像一个可以到达其治安的空间（espace accessible à sa police）。拿破仑所拟定的规划，即“以君主方式引导记忆的能量”，在对过去的持续操纵中找到了它的全面具体化，不仅在意义中，而且还在事实中。但是这种对任何历史现实的解放，其代却是理性参照的丢失，而这个理性参照对资本主义的历史社会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大家知道，变得疯狂的意识形态的科学应用使俄国经济付出了多大的代 ，李森科(28)的骗局就足以证明。管理工业化社会的极权官僚的这种矛盾，夹在理性需求和理性拒绝之间的矛盾，从正常资本主义发展的眼光来看，也构成一种主要的缺陷。官僚制度像资本主义发展一样，不能解决农业的问题，在工业生产中最终也逊色于资本主义发展，因为工业生产是专制计划的生产，它建立在非现实主义和全面谎言的基础之上。

109
革命的工人运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被斯大林的官僚制度和法西斯极权主义的协同行动所绞杀，而法西斯主义曾经向俄国经验丰富的极权政党借鉴了其组织形式。法西斯主义是对资产阶级经济的极端主义保卫，而这个经济受到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颠覆的威胁，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戒严，即借助它而使社会得到拯救的严，赋予自身一种紧急状态的第一理性，让国家大量地干涉国家管理。然而这样一种理性本身就充满了其手段的大量非理性。如果说法西斯主义挺身去保卫已经有点保守（家庭、财产、道德秩序、祖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要观点，去团结小资产阶级和被危机逼疯的失业者，或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无能产生失望的人们，从根本上说这并不是它的意识形态所致。它以自己存在的方式展示自己：这是一种神话的暴力起义，它要求一个确定的群体去参与，使用的是古老的伪值（pseudo- valeur）：种族、血统、首领。法西斯主义是技术上装备精良的仿古主义。其神话中被分解的代用品（ersatz）在景观语境中被借鉴使用，而这个语境则由更为现代的影响手段和幻想手段构成。因此，法西斯主义是现代景观形成中的一个因素，同样，它在古老工人运动毁灭中的份额，使它成为现代社会的建立性强权之一；但是由于法西斯主义也是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最昂贵的形式，它在正常情况下必须远离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大角色所占据的前台，这个前台已经被这一秩序的更为理性、更为强大的形式所消灭。

110
当俄国的官僚制度最终成功地摆脱了阻碍其对经济进行统治的资产阶级所有制的痕迹时，当它成功地发展了经济以便为己所用时，当它在国外被认可为超级大国时，它便想默默地享用自己的世界，消除这个施加在自己身上的任意部分：它开始从根本上谴责斯大林主义。然而这种谴责还是斯大林式的，任意的，不经解释的，而且不断校正的，因为其根本上的意识形态谎言永远也不会被揭露。因此，官僚制度既不能够从文化上也不能够从政治上变成自由化，因为它作为阶级的存在依赖于它的意识形态垄断，而这种垄断以其沉重的负担，成为它唯一的所有制名称。当然，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其积极肯定的热情，但是从中残存下来的漠然粗俗还具有这种镇压功能，以禁止任何的竞争，俘获思想的总体性。于是，官僚制度与一种再也没有人相信的意识形态相联系。恐怖主义的东西变成了不起眼的东西，然而这种不起眼本身只能通过将它想摆脱的恐怖主义存放于后台才能保持下去。这样，就在官僚制度试图展示其在资本主义场地上的优越性时，却承认自己是资本主义的穷困亲戚。正如其真正的历史与其权利相互矛盾那样，正如其粗俗地保持的与其科学抱负相矛盾的无知那样，它试图与资产阶级在富足的商品生产中进行竞赛的规划就受到下述事实的阻碍，即这样一种富足自身就带有其隐性的意识形态（idéologie implicite），通常会配备一种对景观进行虚假选择的无限扩展的自由，一种与官僚意识形态不可调和的伪自由（pseudo-liberté）。

111
在发展的这个时刻，官僚制度的意识形态所有制的名称已经在国际范围内崩塌。在国内建立的政权，作为根本上的国际主义模式，必须接受这一点，即这个模式不再能指望在每条国界之外还能维护其谎言的一致性。各国官僚制度所经历的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具有不同的竞争利益，它们已经成功地在单一国家之外拥有了它们的“社会主义”，这种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却导致了俄国谎言和中国谎言的公开和完全的冲突。从这一点出发，每个执政的官僚制度，或每个候选执政的极权政党，即斯大林时期在某些国家工人阶级中遗留下来的政党，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那些内部否定表现，随着工人反抗的兴起已经开始展现在世人面前，如东柏林工人以其“ 金者政府”的要求对抗官僚者，并且一度危及匈牙利工人委员会政权，作为对这些否定表现的补充，最终分析表明，对官僚欺骗联盟的世界性解体，是资本主义社会当前发展的最为不利的因素。资产阶级在虚幻地统一对现存秩序的任何否定之时，正在失去客观上支持它的敌手。这样一种景观工作的分工，当轮到其伪革命（pseudo-révolutionnaire）角色也被分裂时，将看到它自身的终结。工人运动分解的景观要素本身也将被分解。

112
列宁主义的幻想不再有其他当前的基础，除了在托洛茨基主义的不同倾向之中，其中无产阶级规划与意识形态等级组织的等同，将从所有结果的经验中毫不动摇地存活下来。分离托洛茨基主义与对当前社会革命批判的距离，也同样会产生一个它在立场方面观察到的可敬距离，这些立场在真正的战斗中消耗殆尽时，就已经成为虚假的立场。直到1927年，托洛茨基也基本上与高层官僚保持一致，同时试图抓住这个官僚制度，让其在国外重新采取真正布尔什维克的行动（人们知道在这个时候，为了帮助隐瞒那个“著名的列宁遗嘱”，他甚至用诽谤方式去否认其支持者马克斯·伊斯曼(29)，遗嘱的公开者）。托洛茨基被他自己的基本观点判了死刑，因为在那个时候，当官僚制度在自己的结果中得知，作为国内的反革命阶级，它就该以革命的名义，在国外也要选择真正地充当反革命，就像在国内那样。托洛茨基为建立第四国际所进行的后续斗争包含了同样的自相矛盾。他终生拒绝承认在官僚制度中有一个被分离阶级的政权，因为在俄国第二次革命期间，他已经成为布尔什维克组织形式的无条件支持者。卢卡奇在1923年指出了在这个形式中最终找到的中介，即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中介，这时的无产者不再是其组织中所发生事件的“观众”，而是有意识地进行了选择并且经历这些事件。卢卡奇将布尔什维克党所不是的一切描写成布尔什维克党的真正功绩。虽然卢卡奇从事的是深刻的理论工作，但他还是一个意识形态学家，他以粗糙地外在于无产阶级运动的那个政权的名义说话，相信并且说服人们相信，他自己和他的全部人格都处于这个政权中，就像是处于他自己的政权中。而后来的事情则表明，这个政权将以何种方式否认并且取消它的仆人，卢卡奇本人也不断否认自己，让人们较为清地看到他将自己认同于什么：他自己的反面，以及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支持的观点的反面。卢卡奇精心核查了评判该世纪所有知识分子的基本规则：他们所尊重的东西正好测出他们自己那可蔑视的现实。然而列宁在他的活动中却丝毫没有恭维这种幻想，他认为“一个政党不能通过检查其成员来证明在成员的哲学与党的纲领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卢卡奇不合时宜地介绍了梦想形象的真正政党，它只有在面对某件精确而局限的任务时方能一致：夺取国家政权。

113
当前托洛茨基主义的新列宁主义幻想，时时刻刻受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否定，这个社会既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又是官僚制度，因此这种幻想在形式上独立的不发达国家自然会找到一个特殊的应用领域，在这些国家，国家与官僚社会主义的某个变种的幻想，被地方领导阶级有意识地操纵为经济发展的简单意识形态。这些阶级的混杂组成或多或少与官僚资产阶级幽灵的上升清地相连。它们在现存资本主义政权两极之间的世界范围内的游戏，还有它们的意识形态妥协——尤其是与伊斯兰教——表现了其社会基础的混杂现实，成功地从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的副产品中去除了任何的严肃成分，而只剩下了治安。某种官僚制度得以形成，为全国斗争和农民的农村起义服务：正如中国那样，这种官僚制度倾向于在一个比1917年俄国还要落后的社会中应用斯大林式的工业化模式。一个能够将国家工业化的官僚制度，可以从夺取政权的军事干部的小资产阶级出发而形成，正如埃及的例子所展示的那样。在某些事情上，如阿尔及利亚在独立战争之后，在斗争中组合成准国家领导的官僚制度，也在寻找某种妥协的平衡点，以便与弱小的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最后，在黑非洲的前殖民地中，即在公开与西方、美国和欧洲的资产阶级藕断丝连的国家中，正在形成一种资产阶级——更为常见的是部落传统首领的强权——通过对国家的拥有而形成：在这些外国帝国主义还是真正的经济主人的国家，到来的是这样的阶段，买办们在出卖本土产品时，会得到本土国家的所有权作为补偿，这个国家在地方群众面前是独立的，而在帝国主义面前并不独立。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一个人为的不能积累的资产阶级，一个只会花钱的资产阶级，在它获得地方劳动的剩余值的份额上是这样，在收受其保护国或财团的援助上也是这样。这样的资产阶级无法胜任资产阶级的正常职能，这是显而易见的事，而且在这些阶级面前树立起一种颠覆的模式，即或多或少适合于地方特色的官僚模式，这种模式试图抓住其遗产。但是，一个官僚制度在其基本工业化规划中的成功本身，必然包含其历史性失败的前景：在积累资本的同时，它也在积累无产阶级，在一个无产阶级还不存在的国家，它创造着自己的否定面。

114
在这种复杂而又可怕的发展中，这种将阶级斗争时代带向崭新环境的发展中，工业国家的无产阶级完全失去了对其独立前景的肯定，归根结底是失去了他们的幻想，而非他们的存在。无产阶级并没有被取消。它还顽强地存在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经过强化的异化中：它是劳动者的绝大多数，而劳动者失去了其生命使用的任何权力，而他们一旦知道了这一点，就会把自己重新确定为无产阶级，即这个社会中事业的消极面。这个无产阶级在客观上将随着农民阶级的消失运动而得到加强，正像工厂中劳动逻辑的扩展那样，应用于大部分的“服务行业”和脑力劳动职业。主观上说，这个无产阶级距离其阶级的实践觉悟还相去甚远，不仅在职员们身上是这样，而且在工人们身上也是这样，工人们看到的仍然是古老政策的无能和欺骗。然而，无产阶级发现自身外化的力量正在协助资本主义社会的持续加强，而且不仅以其劳动的形式，还以工会、政党或国家强权的形式在加强，况且它组建这些机构是为了解放自己，此时，通过具体的历史经验，它也发现自己完全是任何固定外化和任何专业化政权的敌对阶级。它坚持的是不能给革命之外留下任何东西的革命，只有现时对过去的持续支配的要求，还有对分离的全面批判。正是在这一点上，无产阶级必须找到其行动中的适合形式。任何对其贫困的数量改善，任何等级融合的幻想，都不能成为医治其不满足的持久良药，因为无产阶级既不能在它所经历的某种特殊不公正中，因此也不能在对某个特殊不公正的纠正中，不能在大多数的这些不公正中而真正认识自己，而只能在被抛弃于生活边缘的绝对不公正中真正认识自己。

115
新的否定符号并未被人们所理解，而且经过了景观整治的篡改，在经济上最为发达的国家中层出不穷。从这些符号中，人们已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启：在工人颠覆的第一次尝试之后，现在遭遇失败的却是资本主义的富足。当西方工人的反工会斗争首先遭到工会的镇压时，当青年人的反抗潮流发起第一次不成形的抗议，而且在抗议中对从前的专业化政策、艺术和日常生活的拒绝被立刻引导出来时，这便是新型斗争的两副面孔，而这种自发的斗争会以犯罪的面貌出现。这是无产阶级反抗阶级社会的第二次进攻的预
符号。当这支还处于静止状态的军队的敢死队（entants perdus）重新出现在这个战场上时，这既是另一个战场又是同一个战场，他们将追随一位新的“卢德将军”(30)，这一次，将军把他们投入摧毁放任消费的机器的战斗。

116
“人们最终发现了一种政治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劳动的经济解放可以得到实现”，在本世纪的革命工人委员会中，它采用了一副清的面孔，在委员会中集中了所有的决定和执行功能，并且通过代表的方法互相联合，代表们对基础民众负责，而且可以随时罢免。这些委员会的实际存在还仅仅是一个简短的开端，并且立即遭到反抗，被不同的阶级社会的防卫力量所打败。而在这些力量中，常常必须算上它们自己的虚假觉悟。潘涅柯克(31)正好强调了这个事实，即工人委员会对某个政权的选择，不能带来解决方案，反而“提出许多问题”。但是这个政权恰恰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问题可以找到其真正解决方案的场所。在这个场所，历史意识的客观条件全部具备。这就实现了活跃的直接交际，在这种交际中，专业化、等级化和分离都将结束，而现有的条件被改造成“联合的条件”。在这里，无产阶级的主体可以从反抗凝视的斗争中脱颖而出：它的觉悟已经达到觉悟所给的实践组织水平，因为这个觉悟本身就与历史中的一致干预不可分离。

117
工人委员会的权力应该替代国际范围内任何其他的权力，而在这个权力中，无产阶级的运动便是它自身的产物，这个产物就是生产者自己。生产者对自己来说就是自身的目的。只有这样，对生活的景观否定才会轮到自己被否定。

118
工人委员会的出现，是无产阶级运动在20世纪前四分之一时期最卓著的现实，然而这个现实却未引人注目或乔装得掩人耳目，因为它和运动的其他成分一道消失了，被当时的历史经验所否定和消灭。在无产阶级批判的新时刻，这个结果成为被打败的运动中唯一还没有被打败的一点。历史的意识知道它在委员会中有一席之地，现在可以承认它，不是在倒流物的外围，而是在上升运动的中心。

119
一个革命组织，存在于工人委员会权力之前的组织——它必须在斗争中找到它自己的形式——出于所有这些历史的道理，它已经知道自己不代表等级。它只须自我认可为一种相对于分离的世界的根本分离。

120
革命的组织是实践理论的一致表达，实践已经进入与实践斗争进行交际的非单向交际，又从实践斗争走向实践理论。革命组织的实践就是推广这些斗争中的交际和一致性。在社会分离处于解体的革命时刻，这个组织作为被分离的组织，必须承认自身的解体。

121
革命的组织只能是对社会的统一批判，也就是说是不向任何形式的被分离政权妥协的批判，在世界任何问题点上都不让步，它是一种全面宣布的批判，以对抗被异化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革命组织反抗阶级社会的斗争中，所用的武器无非就是这些战斗员自身的本质：革命组织不会在自己身上复制分裂和分等的条件，这些都是统治者社会的条件。它必须时时与占统治地位的景观中的变形做斗争。参与革命组织全面民主的唯一局限，就是全体成员对批判一致性的认可和实际的自动占有，而这种一致性必须在真正的批判理论中得到证明，在批判理论和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中得到证明。

122
资本主义异化在各个层面的进一步实现，总是让劳动者越来越难以识别和命名他们的贫困，当把劳动者放到拒绝贫困的总体性或什么都不做的交替选择中时，革命的组织就该知道，它不再能够以被异化的形式去和异化战斗。

123
无产阶级革命整个被空悬于这种必要性上，即首次出现了这种情况，正是充当人类实践的智力的理论，才应该被广大群众所认可和经历。无产阶级革命要求工人们成为辩证论者，将他们的思想铭刻到实践中；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向没有资格的人们所要求的，远比资产阶级革命向有资格的人们所要求的要多得多，资产阶级会让有资格的人们去实现理论：因为由部分资产阶级所建立的局部的意识形态觉悟，其基础就是这个社会生活的中心部分，即经济，而在这个经济中，资产阶级已经在执政。阶级社会发展的本身，直到非生活（non-vie）的景观组织，它引导着革命规划，使之明显地成为它本质上已经是的东西。

124
革命的理论现在已经是任何革命意识形态的敌人，而且它也知道这一点。
(1) 《关于3月18日起义的议会调查》（Enquête parlementaire sur l'Insurrection du 18 mars ），法国历史家、法兰西学术院院士马德（ harles de Mazade，1820—1893）就巴黎公社起义所写的调查报告。
(2) 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 1886—1961）德国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为《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3) 麦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 1806—1856），原名约翰·卡斯巴尔
·施密特（Johann Kaspar Schmidt），德国哲学家、个人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也被看作存在主义的先驱，代表为《唯一者及其所有物》。
(4) 巴枯宁 （ Mikhaïl Bakounine, 1814—1876, 俄语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кунин），俄国早期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者，著作有《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上帝与国家》《国际革命协会的原则和组织》等。
(5) 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 1850—1932），德国政治家、社会主义理论家，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主要作品有《理论的社会主义和实践的社会民主》《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的任务》等。
(6) 圣西门主义（saint-simonisme），法国哲学家圣西门创立的学说。圣西门（ laude-Henri Saint-Simon, 1760—1825），法国经济学家、哲学家，19世纪初叶杰出的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把他同傅立叶、欧文并列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作品有《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论实业制度》《新基督教》等。
(7) 桑巴特（Werner Sombart, 1863—1941），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著有《19世纪的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等。
(8) 索雷尔（Georges Sorel, 1847—1922），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他以宣传革命的工团主义理论而著称，也是法国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著作有《关于暴力的思考》《进步的幻想》《无产阶级理论的材料》等。
(9) 牛顿主义（newtonisme），牛顿的哲学体系，即关于天体运动和万有引力的理论。
(10) 波拿巴主义 （ bonapartisme ） ， 即参照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的历史功绩发展起来的治理国家的思想。狭义的波拿巴主义主张建立共和的帝国制度，并且由波拿巴家族的人担任国家元首；广义的波拿巴主义指建立一个执法权强大和中央集权的全民国家，但本质上遵循共和思想，通过公民投票定期向人民咨询。这是建立在国家精英和普通民众的融合基础之上的一种制度。
(11) 雅各宾派（les Jacobins），法国大革命时期三大派别之一，后期首领为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 1758—1794），主张暴力革命，实行革命的大恐怖，最终导致“热月政变”和大革命的失败。
(12)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Fédération Anarchiste Ibérique，西班牙语为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1927年在瓦伦西亚秘密成立的西班牙专门组织，主张以起义反抗资本主义统治，建立自由的共产主义（communisme libertaire）。
(13) 汝拉山同盟（Fédération jurassienne），活跃于19世纪70年代的瑞士无政府组织。受巴枯宁思想影响，瑞士的伯尔尼、巴塞尔、弗莱堡、日内瓦等都市于1872年联合成立了汝拉山同盟，成为国际反专制的先锋。1880年因政见分而自行解散。
(14) 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 1892—1975），西班牙政治人物。在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中，他率领民族主义军队打败了共和军，推翻了民主共和国，从1939至1975年担任国家元首，实行独裁统治。
(15) 傅立叶（ harles Fourier, 1772—1837），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与圣西门、欧文并称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著有《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宇宙统一论》《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等。
(16) 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 1877—1941），奥地利裔德国政治家、社会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著有《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判》《金融资本》等。
(17) 斯巴达克团（Ligue Spartakiste），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组织，领导人有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弗兰茨·梅林等。斯巴达克团广泛开展革命宣传活动，组织领导工人斗争和反战运动。
(18) 艾伯特（Friedrich Ebert, 1871—1925），德国政治家，社会民主党成员，魏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19) 考茨基（Karl Kautski, 1854—1938），德国政治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著作有《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社会主义纲领》《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土地问题》《社会革命》《基督教之基础》《取得政权的道路》《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等。
(20)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ourg, 1871—1919），德国思想家、革命理论家。她参与创立了斯巴达克团和德国共产党，1919年在斯巴达克团起义中被杀害。著作有《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资本积累论》《政治经济学导论》等。
(21) 《红旗》（Rote Fahne），由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于1918年在柏林创办的德国共产党报纸，宣传斯巴达克团的革命思想，后成为德国共产党机关报。
(22) “这里就是罗得岛，你跳 ！”，原文为拉丁语“Hic Rhodus, hicsalta”，意为“证明你的能力”。
(23) 托洛茨基 （ Léon Trotsky, 1879—1940, 俄语为 Лев Троцки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的亲密战友，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左翼领袖。著作有《俄国革命史》《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被背叛的革命》《文学与革命》等。
(24) 帕尔乌斯 （ Alexandre Parvus, 1867—1924 ， 俄语为 Александр Парвус），俄国政治家、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
(25) 喀琅施塔得（ ronstadt），俄罗斯重要军港，位于芬兰湾东端科特林岛，东距圣彼得堡29公里。1921年，一群喀琅施塔得的水手、士兵和平民支持者发动反对喀琅施塔得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叛乱，史称“喀琅施塔得叛乱”。他们要求实行言论自由，改变苏联战争政策，停止共产党对苏维埃的控制并允许更多的私人财产。苏联红军总指挥托洛茨基派军队进入喀琅施塔得，及时地镇压了叛乱。
(26) 布鲁诺·里兹（Bruno Rizzi, 1901—1977），意大利政治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代表作为《苏联：官僚集体主义——世界的官僚化》。
(27) 安东·西利加（Anton iliga, 1898—1992），克罗地亚政治家和作家。南斯拉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代表作为《令人困惑的谎言之国的十年》。
(28) 李森科 （ Trofim Lyssenko, 1898—1976 ， 俄语为 Трофим Денисович Лысенко），苏联生物学家、农学家。在斯大林的支持下，他使用政治迫害手段打学术上的反对者，使他的伪学说成了苏联生物遗传学的主流，并获得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的称号。赫鲁晓下台后，苏联生物界清除了李森科的学说，史称“李森科事件”，而“李森科主义”一词则成为被意识形态腐化的科学的代名词。
(29) 马克斯·伊斯曼（Max Eastman, 1883—1969），美国作家和政治活动家。他早年支持社会主义，20世纪20年代在苏联生活了近两年，见证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夺权斗争。
(30) 卢德将军（général Ludd），有时称作卢德上尉，或卢德王，18世纪末19世纪初传说中的英国工人活动家。工业革命时期，机器生产逐渐排斥手工劳动，使大批手工业者破产，工人失业，工资下跌，于是工人们把机器视为贫困的根源。据说卢德王带领工人焚烧棉花仓库，捣毁织布机，以此作为反对企业主、争取改善劳动条件的手段，当时许多社会反抗运动都以卢德将军的名义发布公告或签名，史称“卢德运动”。
(31) 潘涅柯克（Anton Pannekoek, 1873—1960），荷兰天文学家，马克思主义活动家。他主张建立工人委员会的共产主义，对抗列宁的革命观念。

第五章时间与历史

“啊，绅士们！人生苦短……如果我们活着，我们活着就是要把君王的脑袋踩在脚下。”莎士比亚（《亨利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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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个消极的生灵，他唯一的能耐就是消除存在”，他与时间一样。人对自身本性的占有也是他对宇宙展开的把握。“历史本身就是自然史的一个真实部分，是自然变成人的一个部分”（马克思）。反过来，这个“自然史”只有通过人类历史的过程才能有其实际的存在，即通过能寻回历史整体的唯一部分而存在，就像一架现代天文望远镜，其探测力可以在时间中捕获星云朝向宇宙外围的逃逸。历史总是存在着，但不都是以其历史形式而存在。人类的时间化，正如它通过社会中介所进行的那样，与时间的人类化相等。时间的无意识运动在历史意识中表现出来，并且变成真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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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历史运动，尽管它还隐藏着，起始于“人类真正的自然界”那漫长而不知不觉的形成中，这个本性亦即“诞生于人类历史中的自然界——它就诞生在人类社会的孕育行为中——”但当时掌握某种技术和语言的社会，如果它已经是其自身历史的产物，就只能意识到一个永久的现时。任何局限于古人记忆的知识，它总是由活人承载于记忆里。死亡和繁衍都不能理解为时间的法则。时间恒定不变，就像一个封闭的空间。当某个更为复杂的社会成功地意识到时间时，它的工作更像是否定这个时间，因为它在时间中看到的不是一掠而过的事物，而是重新回来的事物。静态的社会（société statique）根据其自然的即时经验去组织时间 ， 参照的是循环时间 （ temps cyclique）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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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时间在游牧部族的经验中就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在其迁徙的任何时刻，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都是同样的状况：黑格尔说“游牧部族的迁徙仅仅是形式上的，因为它局限于同样的空间”。社会在定居于某地时，会通过个性化地点的安置而赋予这个空间某种内容，由此而被封闭在这个定位之内。向这些地点的时间回归，现在成了时间向同一地点的纯粹回归，即同一系列动作的重复而已。从放牧的游牧生活到定居式农业的过渡，这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自由的终结，也是辛勤劳作的开始。通常的农业生产方式，由四季的节奏主导着，它是构造完整的循环时间的基础。永久是它内在的本质：人世间都是相同物的回归。神话就是保障整个太空秩序的思想的统一建筑，而秩序的中心则是这个社会已经在其边界内真正实现的那个秩序。

128
社会对时间的占有，通过人类劳动而进行的人类生产，是在一个分化为阶级的社会中发展的。在循环时间的社会匮乏之上构成的权力，组织社会生产并且占有有限剩余值的阶级，同样占有了其社会时间组织的时间剩余价值（plus-value temporelle）：只有这个阶级拥有着生者不可逆转的时间。唯一可以存在的财富被集中于权力部门，以便在物质上供奢侈节日开支，在节日中支出的还有对社会表面历史时间的挥霍。历史剩余值的所有者掌握着所经历事件的知识和享受。这个时间，与时间的集体组织相分离的时间，以社会生活基础的重复生产进行主导的时间，在其自身的静态群体之上流逝。这便是冒险与战争的时间，其间循环社会的主人游历自己的个人历史；这也是在与外族群体发生冲突中出现的时间，在社会稳定秩序遭受扰乱时出现的时间。因此，历史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就像一个局外因素，就像他们不想要的东西，而且他们以为躲过了历史的干扰。然而通过这个迂回，又出现了人类的消极担忧，这种担忧曾经是已经休眠的整个发展的真正根源。

129
循环时间在其自身中是个没有冲突的时间。但是在时间的童年，冲突就已经就位：历史首先要为成为主人实践活动中的历史而斗争。这个历史在表面上创造了不可逆性；其运动构成了它所竭尽的时间本身，就在循环社会那永不枯竭的时间之内。

130
“冷静的社会”是指那些将其历史部分放到极慢程度的社会；它们将其针对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对抗，还有它们自身之间的对抗，都维持在永久的平衡中。如果说为此目标建立的形形色色的机构见证了人类本性自行创造的可塑性，这种见证的出现明显只针对外部观察者，针对从历史时间中回归的人种学家。在每个这样的社会中，都有一种最终的组织结构在排斥着变化。现有社会实践的绝对因循守旧，还有与之永远等同的所有人类可能性，除去害怕落入无形的兽性之外，已经不再有其他的外部边界。在这里，为了保住人性，人类必须保持同样的人类。

131
政治权力的诞生，它似乎与技术的最近几次伟大革命相联系，如铸铁技术就处在一个时代的初期，这个时代直到工业的出现，才不再经历深层的动荡。政权的诞生也是开始分解血缘关系的时刻，从那里起，代代相传的连续走出了纯粹自然循环的领域（sphère du pur cyclique naturel），成为一种被引导的事件，即权力的继承。不可逆的时间是现在统治世界的时间，而改朝换代只是其第一个尺度。文字则是它的武器。在文字中，语言达到其意识中介的完全独立现实。但是这种独立又与被分离权力的普遍独立性相同，充当组成社会的中介。随着文字的发明，出现了一种不再依赖生者的直接关系去承载和传播的意识：一种非人称的记忆（mémoire impersonnelle），这便是社会管理的记忆。“文稿是国家的思想；档案是国家的记忆”（诺瓦利斯(1)）。

132
编年史是政权的不可逆时间（temps irréversible）的表达，也是维持这个时间从其前期轨迹出发向着唯意志进展的工具，因为这种对时间的引导，都会与每个特殊权力的力量一起崩溃；它会落入农民大众所经历的唯一循环时间的漠然遗忘，而农民大众在帝国及其年表的崩塌中却岿然不动。历史的持有者给时间设置了一个方向：一个方向同样也是一个意义。但是这个历史却在一旁展开和消亡；它让深层的社会永恒不变，因为它恰恰就是从共同现实中分离出来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东方帝国史对我们来说等同于宗教史：这些沦为废墟的年表不过留下段历史，它表面上独立于包装年表的幻想。那些掌握历史私有制的主人，在神话的保护下，首先以幻想的方式去掌握私有制：在中国和在埃及一样，他们长期以来垄断着灵魂的不朽；正如他们得到承认的早期王朝，是对过去时间的想象式改造。但是主人的这种幻想式拥有，在这个时刻，也是对共同历史和他们自身历史的可能的全部拥有。他们实际历史权力的扩大与幻想神话式拥有的普及齐头并进。这一切都来自这个简单的事实，即主人只有在这种尺度下才能挑起重担，以神话方式去保障循环时间的永久性，正如在中国皇帝的季节性祭祀仪式中所展示的那样，他们自己可以从循环时间中得到相对的解放。

133
当神化的权力那干涩无味而又不做解释的年表向其奴仆说话时，它只想按神话中在人间执行神灵命令的方式被人理解，要克服这种年表的缺陷，使之成为有意识的历史，就必须让对历史的真正参与为扩大的团体所经历。那些已经被认可为某个特殊现时的掌握者，那些已经证明了其活动事件的品质财富和他们生活的地点——他们的时代——的人，从他们的实践交际中诞生出历史交际的普通语言。对有些人来说，不可逆的时间曾经存在过，他们从中同时发现了值得纪念之物和遗忘的威胁：“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2)在此介绍了他的调查结果，以便让时间不至于废除人类的功绩……”

134
关于历史的论证与关于权力的论证不能分开。古希腊就是这个时刻，那时的权力和变化可以进行讨论，也得到人们的理解，那是社会的主人民主（démocratie des matres）。那里是专制国家所经历状况的反面，专制的权力从来就只跟自己算 ，处于其最集中点的不可企及的黑暗中：通过宫廷革命，而成功或是失败同样都不容讨论。不过，希腊共同体分享的权力也只是在对社会生活的耗费中才能存在，而社会生活的生产在奴隶阶级中却是分离的和静态的。只有不劳动的人们在生活着。在希腊共同体的分裂中，还有在经营外国城邦的斗争中，在国内建立每个城邦的分离原则得到外化。希腊曾经梦想过统一的历史，但在外来入侵时却不能团结一致，甚至不能统一它各个独立城邦的历法。在希腊，历史的时间变成了有意识的历史，但还没有意识到时间本身。

135
在希腊共同体所经历的地区性有利条件消失之后，西方历史思想的后退并没有伴随着一种古老神话组织的重构。在地中海各民族的冲突中，在古罗马国家的形成和消亡中，出现了一些半历史的宗教，它们成为时间新意识的基本因素，也是分离权力的新型铠甲。

136
那些一神教是神话与历史之间的妥协，是仍然主导着生产的循环时间和不可逆时间之间的妥协，而众多民族还在不可逆时间中相互冲突和相互组合。从犹太教中派生出来的宗教，就是对不可逆时间的普遍抽象的认识，这个不可逆时间被民主化，向大众开放，但还是处在虚幻中。时间被整个地导向唯一的终结事件：“上帝的王国为期不远。”这些宗教诞生于历史的土壤，并且在那里根。但它们再次与历史维持着绝对对立的关系。半历史的宗教在时间中建立了一个品质出发点，如基督的诞生、穆罕默德的逃亡（fuite）等，但它的不可逆时间——引导一种实际的积累，在伊斯兰教中可以充当一次征战的形象，或在改革后的基督教中代表资本增长的形象——事实上在宗教思想中已经反转，就像一种倒计时：在不断减少的时间中，期待到达另一个真正的世界，期待最后的审判。永恒出自循环的时间。永恒是时间的彼世。永恒是降时间不可逆性的要素，在历史本身中消除历史，像一个纯粹准时的要素，在时间已经回归和自行消除的地方，将自己摆放到不可逆时间的另一面。博须埃(3)还会这样说：“通过正在流逝的时间，我们将进入不再流逝的永恒。”

137
中世纪，这个没有完成的神秘世界，曾经有过超越自身的完美，它是这么一个时刻，这里的循环时间，即还在调节着生产的主要部分的时间，真正受到历史的蚕食。某种不可逆的时间性从个人认可走向众人认可，就在生命年代的连续中，在被看作旅行的生命中，成为一种永不回头的过渡，走向一个其意义落在他处的世界：朝圣者是那个走出循环时间的人，以便成为那个真正的旅行者，而每个人都像是他的符号。个人的历史生命，在权力的领域内，在参与权力引导的斗争中，在为争夺权力而进行的斗争中，总能找到自身的实现；然而权力的不可逆时间却被无穷无尽地分享，在基督教纪元的引导时间的普遍统一下，在一个被强化的信任的世界中，主人的游戏围绕着忠诚和对应有忠诚的质疑而展开。这个封建社会，它诞生于两者的相遇，一是“征战军队的组织结构，正如它在征战中所发展的那样”，二是“在被征服国家得到的生产力”（《德意志意识形态》）——还必须算上这些生产力组织中人们的宗教语言——这个封建社会将社会统治分割于教会与国家权力之间，而国家权力又细分在隶属于领地和城镇的复杂君臣关系中。在这种可能的历史生活的多样性中，那个无意识地带走深层社会的不可逆时间，那个资产阶级在商品生产中、在都市的建立和扩展中、在全球商业的发现——永远毁灭任何宇宙神秘组织的实践试验——中，慢慢显示为时代的未知劳动，而这个世界的正式的伟大历史事业，随着十字军东征的失败而化为尘埃。

138
到中世纪衰落之时，蔓延社会的不可逆时间，通过与旧秩序相连的意识，以死亡萦绕的形式为人们所感知。这就是对某个世界解体的忧郁，在这个最后的世界中，神话的安全感还能够平衡历史，而对于这种忧郁而言，尘世的任何事物只是走向它的衰败。欧洲农民的伟大起义也成为他们回应历史的尝试，将他们从封建监护所保障的家族沉睡中唤醒。这是天堂在尘世实现的千年梦想，这里来到前台的便是半历史宗教起源的东西。正如犹太救世主信仰，即针对当时动乱和灾难的回应，当来自这一信仰的基督教群体期待上帝天国即刻实现时，便给古代社会添加了一份担忧和颠覆的因素。基督教的到来就是为了分割帝国中的权力，恰似一种简单的迷信，及时地否定了这个希望所剩余的念想：这便是奥古斯丁(4)教所肯定的意义，也是现代意识形态所有奖状的原型，而根据这种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的教会很久以来就已经是这个人们所说的王国。至福千年说的农民阶级的社会反抗，自然会首先定义为摧毁教会的一种意志。但是至福千年说是在历史世界中展开的，而不是在神话的土地上。情况不像诺曼·科恩(5)在《追寻至福千年》中想展示的那样，是一些现代的革命希望，是至福千年说宗教狂热的非理性残余。相反，倒是至福千年说，即最后一次说着宗教语言的革命阶级的斗争，它才是一种现代的革命倾向，不过还缺乏一种仅仅作为历史的意识。至福千年说的信徒们大概都会失败，因为他们不能将革命认可为他们自己的行动。他们要等待上帝决定的外部信号方能行动的事实，就解译了思想中的一种实践，这种实践中的起义农民追随的是他们之外的首领。农民阶级不能准确意识到社会的运转，也不能意识到它进行斗争的方法：正是因为在它的行动中，在它表达其计划的意识中，还缺乏统一性的这些条件，所以它进行战争所依据的是人间天堂的图像集。

139
对历史生活的新的拥有，在古代中找到过去和权利的文艺复兴，其中就承载着与永久性的快决裂。它那不可逆的时间就是知识无穷积累的时间，而出自民主共同体经验并且毁灭它们的力量的历史意识，根据马基雅维里(6)的观点，会重新采纳关于去神圣化权力的论证，即说出国家的不可说物。在意大利城邦的丰富生活中，在节庆的艺术中，生活被体验为对时间流逝的一种享受。但是这种对时间流逝的享受本身也该是过眼云烟。洛伦 ·德·美第奇(7)的歌，被伯克哈特(8)看作“文艺复兴的真正精神”的写照，是这个历史的脆弱节日给自己唱出的颂歌：“它真美啊，青春——流逝得这么快。”

140
绝对君主制国家对历史生活的垄断的持久运动，是通向资产阶级完全统治的过渡形式，它让资产阶级的新型不可逆时间在真相中显示它究竟是什么。与资产阶级相连的正是这个劳动的时间（temps du travail），即首次脱离了循环的时间。随着资产阶级的出现，劳动变成了改造历史条件的劳动。资产阶级是第一个认为劳动是一种值的统治阶级。况且资产阶级取消了任何特权，不承认任何不是出自对劳动进行剥削的值，它恰好将自己作为统治阶级的特有值认定为劳动，将劳动的进步变成它自身的进步。积累商品和资本的阶级，通过改变劳动本身，通过释放其生产率，持续改变着大自然。整个社会生活已经集中于皇宫的装饰贫乏中，是突出于“国王职业”中的冷酷的国家管理饰物，而任何特殊的历史自由都该认可它的失败。封建主那不可逆时间游戏的自由渐渐消耗在他们最后的失败战争中，如投石党运动(9)的战争或苏格兰支持查理·爱德华(10)的起义。世界已经彻底改变。

141
资产阶级的胜利是深度历史时间（ temps profondément historique）的胜利，因为它是持久和彻底地改造社会的经济生产的时间。农业生产作为主要劳动能持续多久，驻留在社会深处的循环时间就将对传统联合力量供养多久，而这些力量将阻止运动的发展。但是资产阶级经济的不可逆时间将在世界的所有广度上清除这些残余。到目前为止显示的历史，作为统治阶级个人唯一运动的历史，因此也是被写成事件的历史，它现在已经被理解成普遍的运动，而在这个严酷的运动中，所有个人都做出了牺牲。在政治经济学中发现其基础的历史，它现在知道曾经存在过的无意识是什么，不过，这个历史还是一个无意识，还不能使它大白于天下。正是这个盲目的史前史（préhistoire aveugle），这个无人驾驭的新宿命，商品经济将它民主化。

142
在整个社会深层中存在的历史，渐渐倾向于消失在表面。不可逆时间的胜利也是它走向事物时间（temps des choses）的变形，因为它胜利的武器恰恰就是物品的系列生产（production en série des objets），依照的是商品的法则。因此经济发展使之从奢侈稀有品走向日常消费的主要产品就是历史，但它仅仅是作为事物抽象运动（mouvement abstrait）的历史，而这一抽象运动则主宰着对生活的任何数量使用。从前的循环时间曾经支撑着个人和团体所经历的历史时间的不断增长部分，而对生产的不可逆时间的统治将倾向于从社会角度消除这个经历的时间。

143
这样，资产阶级让社会经历并且强加给它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时间，但是又拒绝让它使用这个时间。“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因为经济的拥有者阶级不能与经济史相决裂，必须压制任何其他对时间的不可逆使用，把它当作一种即时的危险。统治阶级，它由拥有物品的专家即他们自己组成，鉴于此，对物品的拥有必须将其命运与对这个物化历史（histoire réifiée）的维护联系起来，与历史中新的静止的持久性联系起来。作为社会基础的劳动者，他在物质上第一次不再是历史的陌生客，因为正是现在，社会通过其基础以不可逆的方式运动起来。在经历它所创造的历史时间的要求中，无产阶级找到了其革命规划的简单而又难忘的中心；直到现在，这个规划的实现尝试屡遭失败，但每次尝试都标志着新历史生活的可能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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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权力主人的资产阶级的不可逆时间，首先以其自己的名字呈现出来，作为一个绝对的起源，如共和元年(11)。但是，普遍自由的革命意识形态，即曾经打倒值神话组织的最后残余的意识形态，还有管理社会的任何传统规定，已经让人们看到一种真正的意志，一种披着古罗马特色外衣的意志：普及化的贸易自由。商品社会发现自己应该重建一种被动性，它必须从根本上动摇这个被动性，以便建立自己纯粹的统治，它“在基督教中，在对抽象的人的崇拜中，找到……最合适的宗教补充”（《资本论》）。于是，资产阶级便与这个宗教达成了一种妥协，这种妥协也表现在时间的表达中：放弃它自己的历法，其不可逆时间又重新回来，浇铸到它延续的基督教纪元中。

145
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逆时间得到世界性的统一。世界的历史已经变成一个现实，因为全世界都集合在这个时间的进展中。但是这个处处相同的历史，仍然还是历史的历史内拒绝（refus intra- historique）。这是经济生产的时间，是切割成等份的抽象碎片时间，它表现在整个地球上，就像是同一天。统一的不可逆时间就是全球市场的时间，当然也是世界景观（spectacle mondial）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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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不可逆时间首先就是商品的尺度。因此，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正式确定的社会普通时间，因为它只是意味着组成该时间的特定利益，所以它也只能是个特殊的时间。
(1) 诺瓦利斯（Novalis, 原名Frederich Leopold，1772—1801），德国浪漫主义诗人，作品有诗歌《夜之赞歌》《圣歌》和长篇小说《海因里希·冯·奥弗特丁根》等。
(2) 希罗多德（Hérodote d'Halicarnasse，约前484—约前420），史称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古希腊历史学家、西方“史学之父”。其著作《历史》记录旅行见闻和第一波斯帝国的历史，为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完整流传下来的史学散文作品。
(3) 博须埃（Jacques-Bénigne Bossuet, 1627—1704），法国作家、莫城主教和神学家，著有《哲学入门》《世界史说》等。
(4) 奥古斯丁（Augustin d'Hippone, 拉丁语为 Aurelius Augustinus, 354—430），也称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古罗马哲学家、基督教神学家，著有《上帝之城》《论三位一体》《忏悔录》等。
(5) 诺曼·科恩（Norman ohn, 1915—2007），英国史学家，著有《追寻至福千年》（La Poursuite du Millénium）等。
(6) 马基雅维里（Nicolas Machiavel, 1469—1527），意大利哲学家、政治理论家，著有《君主论》《战争艺术》等。
(7) 洛伦 ·德·美第奇（Laurent de Medicis, 意大利语为Lorenzo di Piero de' Medici, 1449—1492），意大利佛罗伦萨政治家，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实际统治者。
(8) 伯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瑞士史学家、艺术史学家，著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文明》等。
(9) 投石党运动（la Fronde, 1648—1653），西法战争（1635—1659）期间发生在法国的反对专制王权的政治运动。
(10) 查理·爱德华（ harles Edouard, 1720—1788），英国斯图亚特王子。其祖父于1688年失去王位，爱德华于1743年被立为摄政王储，曾经组织过苏格兰起义，试图恢复斯图亚特家族的王位。
(11) 共和元年（L'an I de la République），法国共和历的纪年，相当于公元1792年9月22日—1993年9月21日。法国大革命后颁布了新的历法，以公元1792年9月22日起为共和元年元月元日，1806年拿破仑废止共和历，恢复格列高利历。

第六章景观的时间

“我们没有任何属于我们的东西，而只有时间，甚至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也可享用。”巴尔塔沙·葛拉西安(1)（《智慧书》）

147
生产的时间，商品时间，它是等值间隔的无限积累。这是不可逆时间的抽象，其所有片段都必须在计时器上证明它唯一的数量等同。这个时间在整个的实际现实中，就是处于其可交换特点中的时间。正是在对商品时间的社会统治中，“时间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人至多不过是时间的体现”（《哲学的贫困》）。这是个贬值的时间，是作为“人类发展领域”的时间的彻底倒置。

148
人类非发展（non-développement）的普通时间也以可消费时间的补充面貌出现，而可消费时间可以从这个确定的生产出发，作为伪循环时间（temps pseudo-cyclique）返回社会的日常生活。

149
伪循环时间实际上不过是生产的商品时间的可消费伪装（déguisement consommable）。它包括了这种时间的主要特点，即可交换的同质单位和品质维度（dimension qualitative）的取消。但由于它是商品时间的副产品，旨在让具体的日常生活变得迟钝——并且保持这种迟钝——那么商品时间中就得承载虚假的评 ，并且显示为一系列虚假的个性化时刻。

150
伪循环时间就是现代经济存活的消费时间，是增益的存活，其中的日常经历将失去决定权，不再服从于自然的秩序，而是屈服于异化劳动（travail aliéné）中发达的伪自然（pseudo-nature）。于是，这个时间自然而然会找到古老的循环节奏，由它去调节前工业社会的存活。伪循环时间既从循环时间的自然踪迹中获得支撑，又构成了循环时间的新的同类组合：白昼与黑夜、工作与周末、假期的回归等。

151
伪循环时间是一种被工业改造过的时间。在商品生产中具有其基础的时间，它本身就是一件可消费的商品，这个商品在古老统一社会的解体阶段，集合了过去在私人生活、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显示出的一切。现代社会的全部可消费时间，都被当作新产品的原料来处理，而多种多样的新产品自立于市场，充当着社会中组织的时间使用。“已经以某种形式存在的产品，专门用于消费的某个产品，当然也轮到它成为另一个产品的原料”（《资本论》）。

152
在其最为先进的部门中，集中的资本主义朝着出售“装备完善”的时间整块的方向发展，每个时间整块组成一个唯一的统一商品，但它也集成了一定数量的不同商品。正是这样，在扩张性经济中，出现了“服务业”和休闲行业，“全部总结算”的付款方式，面向美观的住所、假期的集体虚假旅行、文化消费的预 ，还有“激情交谈”和“名人约会”等社会交往的销售。这种景观的商品，显然只能盛行于相应现实不断出现匮乏的情况中，也明显展现于销售现代化的领先用品中，如使用分期付款等。

153
可消费的伪循环时间是景观的时间，它既充当狭义上的图像消费（consommation des images）的时间，也充当其整体扩展中时间的消费图像。图像消费的时间，即所有商品的媒介，它不可分离地是景观工具完全运转于其中的领域，也是景观工具所呈现的目的，充当着所有个人消费的地点和中心形象：众所周知，现代社会持续追求的时间收益——不管是运输的速度或是袋装汤料的使用——对美国民众来说都有积极的解译，原因在于仅是对电视的凝视，每天就平均花去他们三到六小时时间。时间消费的社会形象，就它而言，一律被休闲和假期的时刻所占据，是一些表现为远距离的时刻，预设为可欲望的时刻，与任何的景观商品无异。这个商品在这里明显表现为真实生活的时刻，只须等待它的循环回归。但是就在这些指派给生活的同样时间里，还是景观在自行展现，在自行复制，达到一个更密集的程度。那个被表现为真实生活的东西，却仅仅显示为更加真实的景观生活。

154
这个时代基本上将自己的时间自我展示为各种节日活动的忙回归，其实它也是一个没有节日的时代。在循环时间中曾经是某群体参与生活的昂贵耗费的时刻，对没有群体和没有奢侈的社会来说，是个不可能的时刻。那些普及的虚假节日，即对话和赠予的戏仿，当它们刺激着过度的经济支出时，给人们带来的也只有失望，并且期待着新失望的补偿。现代存活的时间，应该在景观中更加高调地自我吹嘘，因为它的使用值已经缩水。时间的现实已经被时间的广告所代替。

155
古代社会的循环时间的消费与这些社会的真实劳动协调一致，而发达经济的伪循环消费则与其生产的抽象的不可逆时间相矛盾。循环时间是静止的幻想的时间，真正地体验的时间，而景观的时间则是正在变化的现实的时间，虚幻地体验的时间。

156
物品生产过程中总是新鲜的东西在消费中并不存在，消费仍然是同一物品的扩展性回归。因为死亡的劳动继续统治着活着的劳动，在景观的时间中，过去支配现在。

157
作为普通历史生活缺陷的另一方面，个人生活还没有历史。景观戏剧中的那些忙忙的伪事件，并不被知晓事件的人们所经历；此外，这些事件随着景观机器的每次推动，会迷失于其急速代替的膨胀中。另一方面，真正被体验的东西与社会正式的不可逆时间没有关系，倒是与这个时间的可消费副产品的伪循环直接对立。这个被分离的日常生活的个人体验，没有语言，没有概念，没有到达其自身过去的关键途径，这个过去没有寄存于任何地方。这个体验并不交流。它不被人们理解，而是被人们遗忘，以利于不可纪念物的虚假的景观记忆。

158
景观，作为现存的社会组织，是历史和记忆瘫痪的组织，是对在历史时间基础上树立起来的历史的放弃，它是时间的虚假意识（fausse conscience du temps）。

159
为把劳动者引向商品时间的“自由”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身份，先决条件就是对他们时间的暴力征用（expropriation violente de leur temps）。只有从这个对生产者的初次剥夺出发，时间的景观回归才成为可能。

160
劳动中现存的不可避免的部分，在对清醒与睡眠的自然循环的依赖中，也在个人消耗生命的不可逆时间的明中，以现代生产的眼光来看仅仅是个辅助部分。就这样，这些要素在发自生产运动的正式宣告中，并且在可以解译这个不断胜利的可消费战利品中为人们所忽略。由于被固定在其世界运动的造假的中心，因此景观的意识在其生活中就不再经历一个通向其实现和死亡的过渡。放弃消耗其生命的人就不应该再承认自己的死亡。人寿的保险广告仅仅暗示了这一点，即在人死了这个经济损失之后，却没有保证制度的规范，这是犯罪行为；而美国式死亡（american way of death）的规范就是要强调一种能力，即在这种遭遇中尽可能地维护其生命的外表部分。在广告轰炸前线的剩余部分，几乎禁止所有人变老。问题是要在每个人身上保养一种“青春资本”，即使这个资本被少量地使用，也不应该试图获取金融资本那可持续的积累性现实。这种死亡的社会缺席与生命的社会缺席完全一样。

161
时间是必需的异化，正如黑格尔所展示的那样，在这个时间环境中，主体通过自我迷失而达到自我实现，通过变成他样而成为其自身的真理。但是它的反面恰恰是主导的异化，即陌生现时（présent étranger）的生产者所经历的异化。在这个空间异化（aliénation spatiale）中，从根部将主体与从主体那里那里窃取的活动分离开来的社会，它首先将主体与其自身时间分离开来。可克服的社会异化恰恰就是这种异化，它禁止并且石化了时间中鲜活异化的可能性和风险。

162
在被凝视的伪循环时间那不起眼的表面上，一些显见的方式自我消除和自我组合，当今时代的伟大风格以这些方式，总是处于革命的既清而又隐秘的必要性所引导的事物之中。

163
时间的自然基础，即时间流逝的感性资料，通过为人存在而变成人和社会的东西。这是人类实践的局限状态，是不同阶段的劳动，此时将时间既人性化又非人性化，使之成为循环的时间，经济生产的被分离的不可逆时间。无阶级社会的革命规划，普及的历史生活的革命规划，就是时间的社会尺度减弱的规划，这有利于个人和团体的不可逆时间的游戏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同时出现了一些联合的独立时间。这是在时间环境中共产主义总体实现的规划，而共产主义将消除“不依赖个人而存在的一切”。

164
世界已经拥有某个时间的梦想，它现在必须拥有对时间的意识，
以便真正地体验这个时间。
(1) 巴尔塔沙·葛拉西安（Baltasar Gracián, 1601—1658），西班牙耶稣会作家，著有《智慧书》《批评家》等。

第七章领土治理

“而谁变成了习惯于自由生活的某个城邦的君主，都丝毫不毁灭这个城邦，他希望被这个城邦所毁灭，因为城邦在其叛乱中总是有个庇护所，即自由的名字和它古老的习俗，而不管是经历漫长的时间还是为了任何恩惠，这些习俗都永远不会被忘记。不管人们做什么事情，也不管人们向城邦提供什么，充其量只能从城邦中驱逐事物或驱散居民，而居民将丝毫不会忘记这个名字，也不会忘记这些习俗……”
马基雅维里（《君主论》）

165
资本主义生产统一了空间，这个空间不再受到外部社会的局限。这种统一同时也是一个扩张和强化的大众化过程。为市场的抽象空间而成批生产的商品的积累，必须打破所有地方性的合法壁垒，还要清除中世纪保障手工业生产质量的所有行会限制，这个积累也必须分解不同地点的独立性和质量。这个同质化的强权是个庞大的炮兵阵地，足以摧毁所有的中国长城。

166
正是为了变得跟自己更加相同，为了尽可能地接近静止的单调，商品的自由空间从今以后才需要时时更新和重建。

167
这个消除地理距离的社会，却在内部收集着距离，把它当作景观的分离。

168
作为商品流通的副产品，人类的流动被看作一种消费，即旅游业。它从根本上可归结为一种休闲，去看看那些变得平凡的东西。对所走访的不同地点的经济治理，它自身就已经是这些地点的等价的保证。从旅行中抽取时间的同一个现代化，也从时间中抽取空间的现实。

169
塑造自己整个周围环境的社会也建立起专门的技术机制，以便营造这个任务整体的具体基础：它真正的领地。城市规划就是通过资本主义对自然和人文环境的拥有，而顺其逻辑发展成绝对统治的资本主义，现在能够也必须重新构建空间的整体，把它当作自己真正的背景。

170
在都市规划中得到满足的资本主义需求，作为生活的可见的冰冻期，可以表达为——借用黑格尔的术语——绝对的优势地位，即“空间的平静共处”相对于“时间持续中不安定未来”的优势地位。

171
如果说资本主义经济的所有技术力量都应该被理解为实施分离，那么在城市规划的情况下，人们与之打交道的是对技术力量普通基础的装备，是对适合于展开技术力量的土地处理，是对分离技术的开发。

172
城市规划就是捍卫阶级权力的不间断任务的现代实现：将劳动者维持在原子化状态，因为都市生产条件将他们危险地集中在一起。为对抗这种可能遭遇的各个方面而进行的不懈斗争，将在城市规划中找到其特有的领域。所有已建政权的努力，从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开始，为了增加维持街道秩序的手段，最终都在取消街道的努力中到达顶点。“随着远距离大众交际手段的出现，人口的隔离显示为一个更为有效的控制手段”，刘易斯·芒福德(1)在《城市发展史》中见证并描绘了一个“从今以后处于单行道的世界”。然而隔离的普通运动，即城市规划的现实，也应该包括一种有控制的劳动者的重新融入，并且依据生产和消费的可规划需求。融入体系的工作必须重新抓住被隔离的个人，把他们当作整体隔离的个人：无论是工厂或文化之家，还是度假村庄或 “ 住宅楼群 ” ， 都为了这种伪集体 （ pseudo- collectivité）的目的而专门组织起来，这种伪集体也在家庭细胞中陪伴着被隔离的个人：景观信息接收机的普遍使用，使得个人隔离充满了主导的图像，而仅仅通过这种隔离，这些图像便获得其全部的威力。

173
一座新的建筑，在从前任何时代都是用来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如今却直接保留给穷人，这是第一次。这种新型的住宅经历表现出的形式贫困和巨大扩张，整体上来自它的群众特点，这种特点既出自住宅的用途，也出自现代的建筑条件。权威的决定，即在抽象的土地上抽象地治理领土的决定，它显然位于现代建筑条件的中心。同样的建筑出现在所有地方，在那里开始了这方面落后的国家的工业化，像是适合某种新的社会生存类型的土地，必须在那里站稳脚跟。就像在热核武器或出生率问题上那样清 ——已经达到某种操纵遗传的可能程度——在社会的物质权力增长中已经跨越的门槛，还有该权力的有意识统治的落后，都展开在城市规划中。

174
当前时刻已经就是都市环境自我毁灭的时刻。都市面向堆满“都市废料的无形大块”（刘易斯·芒福德）的乡村的爆炸，呈现出紧迫方式，并且由消费的迫切需要引领着。汽车是商品富足第一阶段的领先产品，汽车的专政以高速公路的统治铭刻于土地上，拆散了从前的中心，指挥着更加严重的分散。同时，都市网络那未完成重组的时刻，也暂时向“销售工厂”集中，这就是那些建设在光秃秃土地上并且坐落于停车场基座上的庞大超级市场。这些快速消费的神庙，它们本身也在离心的运动中向外逃逸，随着它们重新变成超负荷的次要中心，离心运动将再次推动它们，因为它们带来一种都市圈的部分重组。但是消费的技术组织仅仅处于普通解体的首位，而这种解体将导致都市去自己消费自己。

175
经济的历史，完全围绕都市和乡村的对立而发展的历史，它已经到达了同时消除两极的成功阶段。全部历史发展的当今瘫痪，唯一有利于追求经济独立运动的瘫痪，它让都市和乡村开始消失的时刻成为它们同时崩塌的时刻，而不是对它们分裂的超越。都市和乡村的互相消耗，它是历史运动的缺陷的产物，而通过这个运动，现有都市的现实问题可能被克服，这种互相消耗显示在其被分解元素的那个电力混合中，覆盖了工业化中最为先进的区域。

176
世界的历史诞生于都市，它在都市对乡村的决定性胜利时刻变得尤为重要。马克思将下列事实看作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大功绩之一：“它让乡村从属于都市”，都市空气给人自由。但是，如果说都市的历史就是自由的历史，它也曾经是专制的历史，是控制乡村和都市本身的国家行政管理史。都市还只能是历史自由的斗争场地，而不是对自由的拥有。都市是历史的环境，因为它是社会权力的集中，使历史的事业成为可能，而且也是昔日的意识。现今对都市的清算倾向，也只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一种落后状况，即经济对历史意识的服从，重获权力的社会统一，因为权力已经与社会脱离。

177
“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德意志意识形态》）。毁灭都市的城市规划重构了一个伪乡村（ pseudo- campagne），在这个虚假乡村中，失去的既有古老乡村的自然关系，也有直接的社会关系，还有被直接质疑的历史都市的社会关系。这是一个新的人造农民阶级，它是由居住和景观控制的条件在现有“被治理土地”上重新创造的阶级：空间的分散和受局限的观念，这些都时时阻碍着农民阶级去从事独立的活动，去显示为历史的创造力量。这些问题重新变成了生产者的特征——他们自己制造的一个世界的运动，这个运动与农业社会的自然劳作节奏相比，完全超出了他们自身能力的范围。然而这个农民阶级，这个“东方专制主义”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其分散性本身召唤着官僚制度的集中，当它表现为现代国家官僚制度的壮大条件的产物时，它的麻木现在大概已经历史地得以铸就和维持；自然的无知让位于错误的有组织景观。技术的伪农民阶级的“新型都市”在土地上清地刻下了与历史时间的断裂，而新型都市就建造在这个历史时间之上；它们的座右铭可能是这样：“就在这里，永远也不会发生什么，也从来没有什么在此发生过。”这显然是因为需要在都市中提交的历史还没有被交付，因为历史缺席（absence historique）的力量开始构建都市的独特风景。

178
威胁这个衰落世界的历史，也是能够使空间服从于所经历时间的力量。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这个人类地理的批判，通过这个批判，个体和群体就有必要建造一些景点和事件，它们不仅要对应于对其劳动的占有，而且还要对应于对其全部历史的占有。在游戏的这个流动空间中，在对游戏规则自由选择的不同变种中，地点的独立性可以重新获得，不需要向土地重新注入专有的依恋，并借此来重现旅行的现实，以及生活的现实，生活被理解为一次旅行，而旅行自身具有完全的意义。

179
有关城市规划的最伟大的革命思想，本身并不是都市的、技术的或美学的思想。它是完整地重建领土的决定，依据的是劳动者委员会的权力的需要、无产阶级反国家专政的需要、执行性对话的需要。而委员会的权力，它只有在改造了全部现有条件时才真正有效，倘若要在它的世界中被人们认可，并且自己认可自己，就不能给自己指定任何使命。
(1)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 1895—1990），美国史学家，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史和城市规划史研究，著有《城市文化》《城市发展史》《技术与文明》等。

第八章文化中的否定与消费

“我们能够活着看到一场政治革命吗？我们，这些德国人的同代人？我的朋友，您相信您所想要的……当我根据现有的历史去评判德国时，您就不会反对我的这个看法，即它的整个历史都是伪造的，而它现有的整个公共生活并不代表人民的真实状况。读一读您愿意读的报纸，您能相信人们在不断地——您会向我承认新闻检查不能阻止任何人中断——庆祝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和国家幸福……”卢格(1)（《致马克思的信》，1843年3月）

180
在分化为阶级的社会中，文化属于知识的普通领域，也是表达生活体验的领域。这就是说它是这个存在于边缘的普及的权力，作为脑力劳动的分工和分工的脑力劳动。文化自行脱离神话社会的统一性，“当统一的力量从人的生活中消失，当对立已经失去了它们的活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并正在赢得独立性时……”（《关于费希特和谢林哲学体系的区别》(2)）。在取得其独立之前，文化开始了一个致富的帝国主义运动，这一运动同时也是文化独立性的衰落。创造了文化的相对自主性的历史，还有关于这个自主性的意识形态幻想，也表达为文化的历史。文化的整个征战史可以理解为针对其不足的革命史，理解为通向其自行消亡的长征。文化是追寻失去的统一性的场所。在这个对统一性的追寻中，作为被分离领域的文化，将被迫否定自身。

181
传统与革新的斗争，是历史社会的文化内在发展的原则，这个斗争只有通过革新的持续胜利才能继续下去。然而文化中的革新只能靠总体历史的运动而非他物来承载，历史运动通过对其总体性的意识，向着超越其自身文化预先假设的方向发展，走向任何分离的消除。

182
社会知识的飞跃，包括了对充当文化中心的历史的理解，这个飞跃本身具有一种没有回归的认识，通过毁灭上帝而表达的认识。但是这个“任何批判的首要条件”，也是一种无限批判的首要义务。在任何行为准则都不能再坚持的地方，文化的每个结果都会让文化迈向它的解体。就像那时获得其完全自主的哲学那样，任何变成自主的学科都必须倒塌，首先是作为合理解释社会总体性的主张，最终是作为在其边界内可使用的碎片式工具。被分离文化的理性缺失是判处文化趋于消失的要素，因为在文化中，理性的胜利就已经像一个要求那样存在着。

183
文化来自分解旧世界生活类型的历史，但是作为被分离的领域，它仍然只是智力和感性的交际，两者在部分历史的社会中还停留在部分的状态。文化是一个太不明理的世界的意义。

184
文化历史的终结通过两个对立的方面来展示：文化在总体历史中的超越规划，还有景观凝视中把文化当作死亡物品进行维护的组织。其中一个运动将其命运与社会批判联系在一起，另一个则将其命运与阶级权力的保卫联系在一起。

185
文化终结的两个方面，每个方面都以统一的方法存在着，在认识的所有方面是这样，在感性表现的所有方面——在艺术的最普遍意义上也是这样。在第一种情况下，与之对立的有变得不可使用的断片式知识的积累，因为对现有条件的赞同最终必须放弃它的知识，还有实践理论，它独自掌握着所有知识的真理，也独自掌握着知识使用的秘密。在第二种情况下，与之对立的是社会的老式共同语言的关键性自我毁灭，以及商业景观中语言的人工重组，即对无生活经历的虚幻表现。

186
在失去神话社会的群体之时，社会也该失去某种真正共同语言的所有参照，直到无活动的群体解体能够被克服时为止，通过到达真正的历史群体来克服这个解体。艺术，它就是社会无活动的共同语言，一旦构成现代意义上的独立艺术，当它从其宗教的第一世界中脱颖而出，而且变成被分离作品的个人生产时，就会像个别情况那样经历一个运动，即统治被分离的文化整体历史的运动。艺术的独立肯定便是它解体的开始。

187
交际语言已经失去这个事实，这就是任何艺术的现代分解运动所积极地表达的意思，即它的形式消灭所表达的意思。而这个运动消极地表达的意思，就是另一个事实，即某个共同语言必须被找到——不是在单边的结论中寻找，因为单边结论对历史社会的艺术来说总是来得太晚，没有真正的对话就向其他人解说生活经历究竟是什么，而且接受这个生活的缺陷——但是必须在实践中找到，实践在自己身上集合了直接的行动及其语言。问题在于要真正地拥有对话的群体和与时间的游戏，这些都曾经通过诗歌艺术作品得以表现。

188
当变得独立的艺术用鲜艳的颜色表现它的世界时，生命的某个时刻已经老去，这个时刻不会因鲜艳颜色而返回青春。它只能让人们在记忆中回顾。艺术的伟大只有在生命陨落时才开始显示。

189
侵入艺术的历史时间首先表达在艺术领域内，从巴洛克艺术开始。巴洛克艺术是一个丢失了其中心的世界的艺术：中世纪所认可的最后的神话秩序，在宇宙和人世管理中——基督教世界的统一和某个帝国的幽灵——已经倒塌。变化的艺术应该在自己身上承载它在世界中发现的短暂原则。欧亨尼奥·多尔斯(3)说,他选择了“生活而不是永久”。戏剧与节日，戏剧的节日，是巴洛克成就的全盛时刻，在这个成就中，任何特殊的艺术表达，只有在参照某个建筑地点的布景时才有其意义，参照一个对表达来说应该是统一中心的建筑；而这个中心就是过渡，它被当作受威胁的平衡刻写在一切事物的动态无序中。巴洛克观念在当代美学争论中获得的意义，有时有点过分夸大，却表达了对艺术古典主义的不可能性的觉悟：为标准的古典主义或新古典主义而做的努力，近三个世纪以来，仅仅是一些短暂的人造建筑，说的是国家之外的语言，是绝对君主制或披着古罗马外衣的革命资产阶级的语言。从浪漫主义到立体派，说到底总是一个否定的更为个性化的艺术，时时都在自行更新，直到艺术领域的完成的分散与否定为止，而艺术领域则一直跟随着巴洛克艺术的普通进程。历史的艺术与某个精英的内部交际相关，它那半独立的社会基础就在部分的游戏条件中，即最后的贵族阶级所经历的游戏条件，历史艺术的消失也表达了这个事实，即资本主义经历过早期的阶级权力，该权力承认自己缺乏任何的本体论品质，而该阶级的权力根源在它对经济的简单管理中，同样也是任何人类控制的失败。巴洛克艺术的整体，对艺术创作来说，其本身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失败的统一，而如今却以某种方式，在对过去艺术总体的当前消费中找到了位置。过去的整个艺术是以回溯方式构成的世界艺术，对它的历史性认识和认可使它变得更为相对，成为一种总体的无序，这种无序又会组成一个更为高级的巴洛克建筑，而巴洛克艺术的生产本身和它所有重新出现的事物都会崩塌在这个建筑中。所有文明和所有时代的艺术，首次可以得到整体上的全部认识和认可。这是艺术史上的一次“回忆的保存”，在成为可能之中，它也将是艺术世界的终结。正是在这个博物馆的时代，当任何艺术交际都不复存在时，艺术的所有古老时刻才可以被一视同仁地接受，因为其中的任何时刻，在一般交际条件当今丢失的情况下，都不再遭受特殊交际条件的丢失所造成的损害。

190
艺术在其解体时代，作为在一个历史尚未被经历的历史社会中追求艺术超越的否定运动，既是一个改变事物的艺术，也是不可能改变的纯粹表达。它的要求越是宏大，它的真正实现就越是超出其能力之外。这个艺术必然是先锋的，但是它又不存在。它的先锋就是它的消亡。

191
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是标志着现代艺术终结的两个思潮。它们仅以相对有意识的方式，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最后大进攻的同代思潮；而这一运动的失败，使它们封闭于它们曾经宣布过衰落的艺术领域本身中，更是它们无所作为的根本原因。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在历史上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对立。这种对立对哪一方来说，都构成了其贡献中最有影响又最绝对的部分，而在这种对立中，它们双方中的每一方都出现了其内部批判的不足。达达主义想以不实现艺术的方式去消灭艺术，而超现实主义则想以不消灭艺术的方式去实现艺术。从那以后，情境主义者（situationnistes）制的批判立场则展示，艺术的消灭与实现是同一艺术超越的不可分离的两方面。

192
保留着古老的冰冻文化的景观消费，包括它所回收的消极表现的重复，在其文化方面，公开成为它总体性中隐性的存在：不可交际物的交际。语言的极端毁灭可以在其中被平淡地认可为一种正式的积极
值，因为问题在于要显示一种与事物主导状态的调和，而在事物主导状态中，任何交际都应以快的方式宣布它的缺席。作为诗歌与现代艺术真实生活的这种毁灭的批判真理，明显被掩盖了起来，因为景观具有让人们在文化中忘记历史的功能，它在其现代主义手段的伪新生事物（pseudo-nouveauté）中执行着从深处构建景观的真正战略。这样就能够自我奉献一个创新，成就一个新文学流派，这个文学流派会简单地接受一个事实，即为文章而凝视文章。此外，在简单地宣布可交际物解体的足够美丽时，景观文化最为现代的趋势——与社会普通组织压抑的实践联系最为紧密的趋势——借助“整体研究成果”，试图从分解的元素出发，重新组成一个复杂的新艺术的环境，尤其是在将艺术碎片或美学技术混杂物融入城市规划的研究。这就是在景观的伪文化（pseudo-culture）层面上，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普通规划的解译，而发达资本主义旨在重新抓住碎片化的劳动者，把他当作“完全融合于团体的人物”，这是最近美国社会学家们所描述的趋势（理斯曼(4)、怀特(5)等）。到处都是这个无群体重组的同样规划。

193
完全成为商品的文化，也应该成为景观社会的明星商品。克拉克
·克尔(6)是这种趋势的最先进的思想家之一，他计算出知识的生产、销售和消费的复杂过程，每年在美国已经囤积了29%的国民产值；他还预计在本世纪后半叶，文化在经济发展中大概会扮演推动力的角色，在本世纪前半叶是汽车的发展，而在上世纪后半叶则是铁路的大发展。

194
全部的知识，作为景观的思想而仍在不断发展的知识，必须证明一个无证明的社会，必须组成一门虚假意识的普通科学。这门科学完全取决于一个事实，即它在景观体系中既不能够也不愿意思考自己的物质基础。

195
关于表象的社会组织的思想，本身就被它所捍卫的普及的交际不足（sous-communication）弄得模糊不清。它不知道冲突是其世界所有事物的起源。景观权力是其无答复语言体系中的绝对权力，景观权力的专家们完全被自己的蔑视和蔑视成功的经验所迷惑，因为他们的蔑视得到可蔑视之人的认识的确认，这个可蔑视之人实际上就是观众。

196
在景观体系的专业化思想中，随着这个体系的改进本身带来的新问题，进行着一种任务的新分工：一方面，景观的景观批判由研究分离的现代社会学来进行，唯一借助的就是分离的观念工具和物质工具；另一方面，景观的辩护由非思想（non-pensée）的思想组成，由历史实践的有名份的遗忘（oubli attitré）组成，在结构主义根的不同学科中都是这样。不过，体系的非辩证批判的虚假失望和体系的纯粹广告的虚假观，作为服从的思想都是一路货色。

197
社会学首先在美国开始了一场讨论，讨论由当今发展所带来的生存状况，而如果说它曾经能够带来许多的经验资料，却一点也不了解其自身目标的真理，因为它不能在该目标中找到其内在的批判。因此，这种社会学的诚实的改良主义倾向只能依赖于道德和情理，依赖于完全没有适时性和尺度的召唤。这样一种批判方式，因为它不知道否定性是其世界的中心，就知道强调对一种消极剩余的描写，它觉得这种消极剩余以可悲的方式在表面上阻碍着批判，就像一种非理性寄生物的无限增生。这个愤怒的善良意志，即使是它应该的那样，能指责的也只是体系外部的后果，它以为自己具有批判性，却忘记自己的预先假设和方法主要以辩护为特点。

198
揭露经济富足社会中鼓励浪费的荒诞或危险的那些人，不知道浪费用来做什么。他们以经济理性的名义，不知感恩地谴责这些称职而又非理性的卫士，没有这些卫士，这个经济理性的权力将彻底垮台。例如布尔斯廷(7)，他在《图像》一书中描写了美国景观的商业消费，但从来都不触及景观的概念，因为他以为可以让私人生活或“正直商品”的概念处于这个灾难性夸大之外。他并不明白商品自身就已经制了法则，而法则的“正直”执行既要提供私人生活的清现实，又要借助图像的社会消费提供对商品的后续收复。

199
布尔斯廷描写了一个世界的过度放纵，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变得很陌生，正如放纵对我们这个世界来说很陌生一样。然而，当作者以心理学和道德评判的术语，将图像的表面统治形容为“我们过度抱负”的产品时，他所隐性参照的社会生活其“正常”基础就没有任何现实，既不存在于其书本中，也不存在于他那个时代中。这是因为布尔斯廷所说的人类的真正生活，对他来说是处于过去中的事情，也包括宗教服从的过去，还因为他不能理解图像社会的整个深度。这个社
。

200
社会学认为能够从社会生活的整体中隔离出单独运转的工业理性，也能够做到从总体的工业运动中隔离出再生产和传输的技术。正因为这样，布尔斯廷找到了他所描述的结果的原因，即不幸而又几乎偶然的相遇，这是一个过分巨大的图像传播机制和一个过分巨大的人类诱导机制之间的相遇，这一诱导将我们当代人类引向伪轰动效应（pseudo-sensationnel）。因此，景观大概应归咎于这个事实，即现代人是个过分的观众。布尔斯廷并不理解这一点，即他所揭露的预制“伪事件”的不断增生来自这个简单的事实：在当前社会生活的庞大现实中，人们并不去亲自经历事件。这是因为历史本身像个幽灵在萦绕着现代社会，而且人们可以找到构建于生命消费所有层面的伪历史（pseudo-histoire），以便保护受到当今凝固时间威胁的平衡。

201
对历史凝固时间的某个短暂时期最终稳定性的肯定，是当今趋势的不可否定的基础，无论是无意识地还是有意识地宣布，这个趋势正朝着结构主义系统化的方向发展。结构主义反历史思想所持有的观点，就是某个系统永久在场的观点，这是一个从来没有被创造也永远不会终结的系统。语言学和人种学（甚至对资本主义运转的分析）所设计的结构模式在这种状况下已经被过度地理解，某个无意识预先结构对任何社会实践实施专政的梦想，能够从这些模式中被过度抽离出来，其简单原因就是，一个很快得到满足的大学中等职员的思想，全部深入对现有体系的美妙赞扬的思想，会平淡无奇地将任何现实带向体系的存在。

202
正如在任何历史社会科学中那样，要理解“结构主义”类别，就必须时时保持这种看法，即类别表达着存在形式和存在条件。正如人们不能根据某个人对自身的看法而评他的值那样，不能通过将社会对自身所说的语言当作无可争辩的真理那样去评 ——和欣赏——这个特定的社会。“人们不能根据时代所具有的相关意识去评这些改造的时代；恰恰相反，应该借助物质生活的矛盾去解释意识……”结构是现有权力的女儿。结构主义是国家保障的思想，它将景观“交际”的现有条件设想为一个绝对物。它在代码中研究信息代码的方法不过是某个社会的产品，也是对这个社会的承认，这个社会中的交际以等级信号串联的形式存在着。结果不是结构主义被用来证明景观社会的跨历史效力，相反倒是景观社会自行强加的庞大现实，被用来证明结构主义那冰冷的梦想。

203
景观的关键概念大概也可以被普及为某种任意的表述，一种社会学和政治学修辞的空洞表述，以便抽象地去解释和揭露一切，也因此服务于对景观体系的保卫。因为显而易见，任何思想都不能通向现有景观之外，而只能通向关于景观的现有思想之外。要真正地摧毁景观社会，就必须有将实践力量付诸行动的人们。景观的批判理论要成为真正的理论，就只能与社会中否定的实践思潮保持一致，而这个否定，即革命的阶级斗争的重启，它将通过发展景观批判而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景观批判是景观的真正条件的理论，是当代压迫的实践条件的理论，它从反面揭示它可能成为什么的秘密。这个理论并不从工人阶级那里期待什么奇迹。它考虑着无产阶级要求的新表达式和实现方式，把它们当作长期的任务。为了人为地区分理论斗争和实践斗争——因为在此处定义的基础上，这样一种理论的组成本身和交流，在无严格的实践时都已经不能设想——可以肯定的是，批判理论那暗而又困难的行进，也必须是作用于社会范围内的实践运动的份额。

204
批判理论应该在其特有的语言中进行交流。这是矛盾的语言，在其形式和内容上都必须是辩证的。它既是总体的批判，也是历史的批判。它并不是一个“写作的零度”，而是写作的颠覆。它不是对风格的否定，而是否定的风格。

205
在其风格本身中，辩证理论的展示就是一个丑闻和一种可憎之物，依据的是主导语言的规则，还有这些规则培养出来的情趣，因为在现存概念的肯定使用中，这种语言同时包含了一种理解，即重新找回的概念流动的理解，还有概念必须毁灭的理解。

206
这种风格包含着其特有的批判，它必须表达当今批判对其整个过去的统治。通过这种风格，辩证理论的展示方式将证明其理论中存在的否定精神。“真理不像一个产品，在其中不能再找到工具的痕迹”（黑格尔）。运动的这个理论意识，在其中运动的轨迹本身必须在场，它通过对概念之间建立的关系的颠倒表现出来，通过对前期批判的所有成果的异轨 （ détournement ） 表现出来 。 所有格 （ le génitif）的颠倒就是这种历史革命的表达方式，这种被限定在思想形式中的表达，被人们视作黑格尔的警风格。青年马克思根据费尔巴哈的系统用法，主张用谓语去替代主语，他对这种反叛风格的使用恰到好处，这种风格从贫困的哲学中抽离出哲学的贫困。异轨将过去的批判结论带向颠覆，因为这些结论已经僵化为可尊敬的真理，也就是说转变为谎言。克尔凯郭尔(8)就已经故意地使用过，还加上了他自己的谴责：“但是不管怎样游历和迂回，正如果酱总是要回到食品柜一样，你最终还是会向其中加入一小话，这话不是你的，却通过它所唤醒的记忆而让人忐忑不安”（《哲学碎片》）。正是与造假成正式真理的东西保持距离的义务确定了这种异轨的使用。克尔恺郭尔在同一本书中承认：“还要指出一点，你针对我的怨言有许多暗示，说我将怨言与借用的话混在一起。在这里我不否认，我也不再掩饰这是故意为之，而且在本书后续章节中，如果我还继续写下去，我有意用其真正的名字来命名物品，用历史的服装来装扮问题。”

207
思想在改善。词语的意义参与其中。抄袭是必需的。进步要求这样做。进步紧扣着某作者的子，使用他的表达，抹去一个虚假思想，用准确的思想取而代之。

208
异轨是引用的反面，是时刻做假的理论权威的反面，其唯一原因就是它变成了引用；它是从其语境和运动中抽取的碎片，最终是从作为总体参照的时代中，从引用在参照内部的准确选择中抽取的碎片，而这个参照又是被精确认可的或错误的参照。异轨是反意识形态（anti-idéologie）的畅通语言。它出现在交际中，而交际又知道自己不能指望拥有任何的保证，它自身的保证和最终的保证。它在最高点上，是任何前期和超级批判的参照所不能确认的语言。相反只有它自身的协调，它与自己、与可实践的事实的协调，能够确认它所带来的真理的古老核心。异轨不在任何其他外在事物之上建立自己的事业，而只在作为当今批判的自身真理中。

209
在理论表达式中，公开表现为被异轨的事物，通过否认所表达的理论性领域的所有可持续自主，通过暴力介入去扰乱和消除任何现有秩序的行动，提醒人们注意，这种理论性的存在在其本身中什么都不是，只有通过历史的行动和历史的校正才能被人们认识，而历史的校正才是它真正的忠诚。

210
对文化的真正否定是唯一能保留文化意义的否定。它是再文化不过的否定。结果是它以某种方式成了文化层面上的剩余之物，尽管对它的接受很不相同。

211
在矛盾的语言中，文化的批判表现为统一的文化：因为它统治着文化的一切——文化知识和它的诗歌——还因为它与社会总体的批判， 独自前去与统一的社会实践相遇。

(1) 卢格（Arnold Ruge, 1802—1880），德国政治思想家、青年黑格尔派成员、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他与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施蒂纳和巴枯宁等交往甚密，主要从事黑格尔哲学思想的普及工作。作品有《阿尔诺德·卢格文集》《我们的制度》《过去的时代》等。
(2) 《关于费希特和谢林哲学体系的区别》，黑格尔著，德语原文标题为Differenz des Fichte'schen und Schelling'schen Systems der Philosophie，法译为Différence des systèmes philosophiques de Fichte et de Schelling。
(3) 欧亨尼奥·多尔斯（Eugenio d'Ors, 1881—1954），西班牙作家、艺术批评家和哲学家，著有《戈雅的艺术》《毕加索》《今日意大利绘画》《论巴洛克风格》等。
(4) 大卫·理斯曼（ avid Riesman, 1909—2002），美国社会学家，著有《孤独的人群》《重新审视的个人主义》《学术革命》等。
(5) 威廉·富特·怀特（William Foote Whyte, 1914—2000），美国人种学家、都市社会学家，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院士，著作有《街角社会》《参与的观察家》《拉丁美洲美国企业中人的问题》《组织行为：理论与应用》等。
(6) 克拉克·克尔（ lark Kerr, 1911—2003），美国经济学教授、高等教育家，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首任校长，后又出任加利福尼亚大学第12任校长（1958—1967）。著有《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大学之用》等。
(7) 布尔斯廷（ aniel J. Boorstin, 1914—2004），美国历史学家和法学家，著有《图像》《发现者》《美国人》等。
(8) 克尔凯郭尔（Søren Aabye Kierkegaard, 1813—1855），丹麦哲学家和神学家，他维护基督教，反对黑格尔的理性主义。作品有《诱惑者日记》《哲学碎片》《恐惧与战栗》等。

第九章物质化的意识形态

“自我的意识是自在和自为(1)的，当它而且因为它相对于另一个自我意识而言也是自在和自为的；也就是说只有在被当作认可的存在时它才存在。”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212
意识形态是一个阶级社会在历史冲突进程中的思想基础。意识形态事实从来就不是简单的空想，而是对众多现实的变形的意识，充当着这般的真实因素，这些因素反过来又施行一种真正变形的行动；尤其是意识形态的物质化（matérialisation），是这种物质化自动化经济生产的具体成功带来的，在景观形式中，它几乎将社会现实和某种意识形态混为一体，这种意识形态能按其模式雕凿整个现实。

213
意识形态是普遍性的抽象意志，也是它的幻想，当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中通过普遍的抽象和幻想的有效专政而合法化后，它就不再是碎片物的唯意志论的斗争，而是它的胜利。从此，意识形态的抱负获得了一种平淡的实证主义精确性：它不再是一个历史的选择，而是一个明的事实。在这样的肯定中，意识形态的特殊名称已经消失。真正意识形态的工作为体系服务的那部分，也只能被设想为对一个“认识论基座”的认可，而这个基座则试图到达任何意识形态的彼处。物质化的意识形态本身就没有名称，也没有可宣布的历史纲领。这等于是说各种意识形态的历史已经结束。

214
意识形态，即整个内在逻辑将它带向“总体的意识形态”，在曼海姆(2)的意义上，是一种强加的碎片专制，像是一个全部僵化的伪知识（pseudo-savoir），极权的视觉，它现在已经在非历史（non- histoire）的静止景观中得以完成。它的实现也是它在社会整体中的解体。随着这个社会的实践解体，意识形态这个最后的去理性（dernière déraison）也随之消失，正是这个去理性阻碍着人们到达历史的生活。

215
景观是杰出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在其圆满中展示和表现了任何思想体系的本质：对真实生活的穷困化、奴役和否定。景观是物质上的“人与人之间分离和疏远的表达”。在其中集聚的“欺骗的新的力量”，其基础就在生产中，通过生产，“随着对象的数量的增长，奴役人的异己存在物的新领域也在扩展”。正是这个扩张的最高阶段将需求返回来对抗生活。“因此，对金钱的需求是政治经济学所产生的真正需求，也是它所产生的唯一需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景观将黑格尔在《耶拿实在哲学》中设想的原则即金钱的原则扩展到整个社会生活；这是“死亡之物的生命，运行于自身的生命”。

216
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超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对立的实践中的哲学实现）中总结的规划相反，景观在其宇宙的伪具体物（pseudo-concret）中，既保留又强加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意识形态的特征。古老的唯物主义的凝视方面，将世界设想成一种表现，而不是一种活动——最终将物质唯心化——这个凝视将在景观中实现，而景观中的具体事物自动就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人。反之亦然，唯心主义所梦想的活动也会在景观中实现，它将借助符号和信号的中介——最终将抽象的理想物质化。

217
加贝尔(3)（《虚假的意识》）所建立的意识形态和精神分裂症之间的比较，应该适用于这个意识形态物质化的经济进程。意识形态曾经是的样子，社会将变成这个样子。实践的剥离，还有陪伴它的反辩证的虚假意识，这就是时时强加给屈服于景观的日常生活的东西；应该将这个理解为一种“相遇能力缺陷”的系统组织，理解为一种社会虚幻事实对它的替代：相遇的虚假意识，“相遇的幻觉”。在一个没有人能被其他人认可的社会中，每个个体都变得不能认可他自己的现实。意识形态当家做主；分离建造了它的世界。

218
加贝尔说，“在精神分裂症的临床病历中，总体性辩证法的衰落（其极端形式是解体）和变化的辩证法的衰落（其极端形式是紧张症）似乎相互关联着”。景观意识，它是一个被压扁的世界的囚徒，这个世界被景观的银幕限制住，而在这个银幕的后面，它自己的生命被流放，景观意识也只能看到一些虚构的对话者，他们单方面地用其商品和商品的政治去维持这个意识。景观，在它的整个广度上，是它的“镜像符号”。这里上演的是普及性孤独症的虚假出口。

219
景观，它是自我与世界的边界的消除，通过世界的在场和不在场对自我进行挤压，它也是真实与虚假的边界的消除，通过表象组织所保障的虚假的真实在场，对所经历的任何真理进行压抑。因此被动地忍受其日常陌生命运的人，将被推向一种虚幻地作用于这个命运的疯狂，借助于一些神奇的技术。对商品的认可和消费位于这个伪答案（pseudo-réponse）的中心，而这种伪答案属于无答案交际。消费者感受到的模仿需求恰恰就是儿童的需求，受其基本剥夺的所有方面的影响。根据加贝尔应用于完全另一种病理学层面的术语，“表现的非正常需求会在此补偿某个折磨人的情感，即觉得自己处于存在的边缘”。

220
如果说虚假意识的逻辑不能真正地自己认识自己，那么关于景观的批判真理的探索也必须是一个真正的批判。它几乎要在景观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中间进行斗争，而且必须接受一点，即这些敌人不到的地方，它也不去。正是主导思想的法则，还有现时性的独有观点，才是即时效率的抽象意志所认可的东西，这时候，它冲向了改良主义或伪革命碎片的共同行动的折中。通过这个举动，在试图打疯狂的立场中，疯狂还是自己重新形成。反过来，超越景观的批判则必须善于等待。

221
从颠倒的真理的物质基础中解放出来，这就是我们时代的自我解放所包含的内容。这个“在此岸世界确立真理的历史的任务”，无论是隔离的个人，还是屈从于操纵的原子化大众，都不能完成它。还是而且总是那个等级，那个能够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它将整个权力带向已经实现的民主的去异化（désaliénante）形式，即委员会。在委员会中，实践的理论自行控制，并且监管自己的行动。只有在那里，个人“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只有在那里，对话才能武装到位，让人们去征服自己的生存条件。

(1) 自在（en-soi）和自为（pour-soi）是黑格尔哲学中的两个术语。黑格尔认为，自在和自为是概念的两个阶段，在自为阶段，隐藏在概念中的对立元素开始分化，对立就显示出来。
(2) 曼海姆（Karl Mannheim, 1893—1947），匈牙利裔德国社会学家。作品有《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等。
(3) 加贝尔（Joseph Gabel, 1912—2004），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代表作为《虚假的意识》（La Fausse Conscience）。